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政治不改革，經濟發展註定會逐漸萎縮

埃及人的收入約為美國平均收入的12%，預期壽命比美國少了10年，20%的國民生活在極度貧困中。這些差異十分顯著，但世界上還有更貧困的國家如北韓、獅子山和辛巴威，它們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

那麼，為什麼埃及會比美國貧窮得多？有哪些限制使埃及無法變得繁榮？埃及的貧困是不可改變的，還是可以根除的？一個自然的思考方式，是看看埃及人如何看待自己面臨的問題、以及為何起義反對穆巴拉克政權。

在開羅塔哈里廣場示威的青年哈梅德說道：「我們正在遭受腐敗、壓迫和糟糕的教育。我們生活在一個必須改變的腐敗體系中。」另一位學生沙米也表示：「我希望到今年年底，我們會有一個選舉產生的政府，實施普遍自由，並且終結這個國家的腐敗。」

抗議者們一致控訴政府腐敗，對公共服務不健全感到失望，以及抱怨機會不平等。他們特別抗議壓迫和缺乏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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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突尼西亞民眾都認為，他們的經濟問題，根本上是由於「缺乏政治權利」所致。埃及抗議運動的領袖之一的軟體工程師哈利爾，提出的前十二項立即需求，全部集中在政治變革上。

然而，塔哈里廣場的抗議者的觀點與傳統智慧存在明顯分歧。大多數學者認為，埃及貧困主要源於其地理條件，如沙漠地形和不利的氣候，或是缺乏促進繁榮的工作倫理和文化特徵，甚至與伊斯蘭信仰有關。主流經濟學家則認為統治者對繁榮的策略無知，只要聽取正確建議，繁榮便會隨之而來。

對這些學者和評論家來說，埃及被狹隘菁英統治，似乎與理解該國的經濟問題無關。

但在這本書中，我們主張，塔哈里廣場的埃及人，而不是大多數學者和評論家，才是正確的。

榨取式經濟制度導致國家貧窮

埃及之所以貧窮，恰恰是因為它一直被狹隘的菁英統治，這些菁英為了自己的利益組織社會，卻以廣大民眾的利益為代價。

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並被用來為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創造巨大財富，例如前總統穆巴拉克的七百億美元財富，這稱為榨取式政治制度，受害者正是埃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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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埃及貧困的解釋，實際上為「為什麼貧窮國家會貧窮」提供了一個普遍的解釋，也適用於北韓、獅子山，和辛巴威。

反之，英國和美國等國之所以富裕，是因為公民推翻了控制權力的菁英，建立了一個政治權利廣泛分配的社會，政府對公民負責，並能回應他們的需求，讓廣大人民能夠利用經濟機會，這稱為廣納式政治制度。

要理解今天世界上如此大的不平等，必須深入過去，研究社會的歷史動態。英國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為在1688年，英格蘭發生了一場革命，改變了國家的政治，從而也改變了經濟。

雖然埃及人最終擺脫了帝國和殖民，並在1952年推翻了君主制，但這些革命並不像1688年英國的革命那樣根本改變一國的政治，反而將另一群同樣漠不關心「如何讓普通埃及人過上好日子」的菁英帶上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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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中，我們將研究這些模式如何隨時間重複出現，以及為什麼有時會被改變，就像1688年的英國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一樣。我們也將看到這一過程在英國、法國、美國、以及日本等國家是如何發生。根本上，貧困社會變富裕所需的正是這種政治變革。

中國的經濟能繼續成長嗎？

今天在中國，儘管有不少民營公司獲利，許多的經濟要素還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裡。中國每家最大國營公司的高層桌上都有一部紅色電話，一旦響起，就是黨下達命令要公司做什麼、該在哪裡投資。當黨決定要更換公司主管時，也不需要理由。

當然，過去30年中國大步邁向廣納式經濟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長率。但由於經濟制度受到黨的掌控，帶來創新變革的「創造性破壞」也就大幅減少。和蘇聯一樣，在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下，中國的成長經驗之所以大有可為，關鍵在於「太多地方還有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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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的成長是立基於「追趕效應」——輸入外國技術，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可能在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生活水準時無以為繼。

在中國，共產黨是全能的，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以及絕大部份的經濟。中國人民沒什麼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流程。最近雖然也強調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只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而且企業家的財產遭到沒收的案例時有所聞。

按照歷史和我們的理論，如果具有創造性破壞及真正創新精神的成長無法出現，中國令人驚豔的成長就將逐漸萎縮。簡言之，除非榨取式制度向廣納式制度讓步，否則這種成長終將後繼無力。

只要政治制度維持榨取式，成長就有限制，歷史上所有個案無一例外。 

（責任編輯：張蕙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