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科技監控是中國特產？你最愛的手機品牌也悄悄參與

中國的諸多高科技控制工具能夠發揮作用，實際上需要巨大的人力支援。也就是說，看起來先進的「智慧」，背後實際上是不計其數的「人工」。

例如，如今中國的很多監控攝影機都有人臉識別功能，而且準確率很高。但這並不是因為技術發達、演算法優秀，而是因為機器擁有龐大的人臉資料庫可以用於「學習」，從而不斷提高識別的準確率。

從事這方面業務的公司，可能會在農村地區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蒐集居民的人臉資料，並由廉價的勞動力進行人工標記，這些毫無「智慧」的地方，都是機器擁有過人表現的基礎。

很多時候，中國的監控和社會管理體系遠遠沒有外界想像的那樣發達，離《黑鏡》裡的世界更是相距甚遠。

《紐約時報》的報導曾揭示，中國雖然有一個標記出需要監視的人的資料庫，但是這個資料庫是各種檔拼湊起來的，甚至「許多檔仍未進行數位化處理，還有一些檔處於不匹配的試算表程式中，無法輕易進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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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中舉了一個例子，在湖北襄陽，雖然人行道上的攝影機會拍攝闖紅燈的行人，但被拍到的人並不會立即出現在螢幕上，而是要等到一週之後——這是因為，對圖像進行篩選、配上身分資訊的工作，依然要由依靠人工完成。

再比如，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之一，就是蒐集民眾個人資訊的「健康碼」。外界在想像健康碼的時候，容易認為它是一個彙集了多種資訊的超級資料庫，可以憑藉它將每一個個體的資訊「一網打盡」。

然而，實際使用了健康碼的中國人，尤其是曾經在不同省份、城市之間流動的人，多半知道：各個地方、各個部門之間的資訊其實並不相通，你向一個城市報告的核酸檢測和疫苗接種資訊，到了另一個城市可能就完全查不到了。

這樣並不太「智慧」的技術，是如何發揮大規模監控的效果的？答案是，必須與「人海戰術」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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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國的抗疫行動中非常依賴千千萬萬的基層公務員和社區工作者。

他們在各種類型的封城措施中負責具體執行，從封閉社區、安排隔離到運送物資，這些都是基於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基層擁有如毛細血管一般密集的治理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類管控政策實施的過程中，直接開發和運用數位工具的，並非共產黨，而是互聯網商業公司。它們已經愈來愈成為中共「智慧化」治理體系中間的一環。

例如，阿里巴巴等公司參與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而「天網工程」和「雪亮工程」背後則有一大批監控技術公司的參與。這種中國特色的政商關係，也是支援諸多數字監控體系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迷思二：人民對監控很反彈？

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政策當然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並不需要事先徵得民意的許可和授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在推行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得到了民意的配合，乃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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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中國研究專家柯珍雅（Genia Kostka）曾於2018年在中國做了一項關於社會信用體系的網路抽樣調查，有2000多人填寫了問卷。

調查結果可能令人驚訝：受訪者表現出對社會信用體系的高度支持，有多達八成的受訪者非常贊同或比較贊同社會信用體系，有18.7％的受訪者持中立態度，只有1.4％的受訪者表示強烈反對或比較反對。

這位學者原本假設，沿海地區的城市居民可能會對社會信用體系更加警惕，畢竟他們受過了更好的教育，意識形態可能更偏向自由主義。

然而，問卷資料卻顯示：城市居民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支援超過農村居民（分別是82%和68%），東部沿海地區居民的支持度（81%）高於全國平均水準。

為什麼會這樣？她發現，城市裡中產階級、社會菁英的支持，可能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從中獲得了具體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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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了良好的信用積分之後，租用共用單車更加方便，登機和酒店入住可以獲得優待，簽證申請更加快捷，可以獲得更高的理財產品收益，可以更方便地獲得貸款等等。而農村居民則對這些好處了解較少，或者更少有機會使用。

這項研究的發現也提醒我們，其實，像社會信用體系這樣的系統，有多方面功能和作用。

實際上，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首要目標是評估金融風險，這是經濟系統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可以給更多人機會，因為守信的個人和商家能夠得到評估，從而得到貸款等支持，而借錢不還的「老賴」則會被懲罰。

實際上，因為信用卡在中國的普及率很低，社會信用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扮演信用卡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作用。

當中國人在實際生活中體會到好處，自然就會支援推行這一系統。

當然，中國的這個信用評價體系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地方在於，中國的體系試圖納入更多資料，比如外媒關注很多的闖紅燈情況，以及社交媒體資料，但這些細節目前都還很不清楚，暫時也還沒有發生因為在微博上發表言論而被扣去信用分的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人們對大規模監控體系也有較高的支持度，因為監控攝影機確實提高了破案的效率，降低了單車被偷的概率。

在農村地區推行的「雪亮工程」，不僅監控罪案，而且被用來日常求助，甚至用於舉報傳銷窩點。

每當西方發生凶案時，官方媒體也在刻意引導，將中國描繪成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淩晨2點還可以在街頭放心吃烤串」的地方。

因此，民眾也更傾向將此看成一種保障社會安全的工具，而非實施大規模監控的管道。

總結而言，官方對民眾與其說是採用了強硬的壓制政策，不如說更是一種壓制和收買的結合，甚至收買的部份可能更加明顯。

而民眾則大多採用了非常實用主義的態度：既然能帶來肉眼可見的好處，而反對又不太可能奏效，不如就接受和支持這些新的治理措施。

迷思三：黑科技是中國特產？

站在中國之外觀察中國的人，容易陷入的另一個誤區是：將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視為與自己完全無關的他者。

也就是說，認為類似的政策和現象只會在中國那樣的地方才會出現，或者只有在威權國家才會出現，與民主國家無關。

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大數據時代，「數位威權主義」的幽靈飄蕩在全世界，包括民主國家。

各國政府都有利用最新技術監控國民的衝動，美國、英國、澳洲等國莫不如是。雖然這些國家的公民社會團體和部份議員形成了抵抗的力量，但政府依然試圖擴大監控的權力。

以資料和演算法驅動的管制手段，也絕非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獨創。實際上，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積極嘗試引入新技術來協助治理。

例如用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的方法來預判公民的犯罪可能，用機器來充當法官裁定刑期。在這當中，不僅會產生隱私問題，還會產生種族歧視等嚴重的社會不公。

澳洲的兩位學者認為，西方社會其實早已存在給一切事物打分、排名的文化。西方很多社交媒體平台持續大量蒐集使用者資料，這些資料甚至包括通過可穿戴設備蒐集的身體資料。

因此，中國發生的一切並不是孤立的個案，它其實代表了全球性趨勢之中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是一種所有國家都可以走向的可能性。

從中國以外的視角出發，如果認為觀察中國可以給自己提供滿足感、優越感，那就錯了——中國的案例給人提供的應該是提示，是預警。

說中國不是孤立個案，還有一個原因，有大量西方公司實際上都參與了中國監控系統的建設。

早在中國建立「網路防火牆」（Great Firewall）的時候，美國公司Cisco就曾主動與中國官方接觸，提供了包括流量監控和過濾、聲音識別、指紋鑒別等功能。

在軟體層面，在美國標榜保護資料隱私、不配合FBI調查的蘋果，不僅將中國使用者的資料儲存在中國國內，而且因為政治敏感原因下架了上千個app，其中包括《紐約時報》等國外媒體，以及社交媒體平台等。

為了獲得中國市場，這些西方公司都成為打造「數位威權主義」的積極行動者。

高壓監控，真能壓制異議？

以上，我梳理了對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三種常見誤解。對中國依賴新技術進行的社會管制，應該脫離科幻影片式的想像，回到複雜性當中。

有了這樣的了解，我們也就更能回答關於異議與反抗的問題。在中國的現實中，這樣的空間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例如，關於人臉識別技術的普及應用，近兩年在中國出現了不少反思和批評的聲音，其中甚至有官方媒體的參與。

清華大學教授勞東燕等學者多次撰文探討其中的隱私邊界問題，對一些社區強制採用「人臉識別進入」的方法提出了明確的反對；廣州的《南方都市報》開設了「隱私護衛隊」專欄，關注大資料對個人隱私的侵犯問題。

當然，這些批評的聲音主要指向監控技術的濫用，尤其是被商業公司濫用，並未觸及政府出於公共安全的目的進行的大規模監控。

但是，這樣的討論同樣能夠增強民眾的隱私意識，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個人資訊正在被頻繁地蒐集和使用。

再比如，中國政府並非「鐵板一塊」，它被政治學者稱為「碎片化的威權主義」。

這一點體現在監控技術的應用上，省際間資料不互通，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過程中，金融、稅務、司法等部門之間的協調不易，而一度進展緩慢。

這種部門之間的罅隙，也就帶來了迴旋的空間，令「老大哥掌控一切」的反烏托邦難以存在。

從根本上說，中國的高科技監控體系還面臨著一個本質的問題：任何統治者，包括威權統治者在內，若要實現有效的治理，就必須能夠聽見和回應真實的民意。

當密布全國的監控攝影機讓人們不敢發聲和行動，表面上風平浪靜，背地裡卻可能暗流洶湧，這其實會對統治構成巨大的威脅。從這個角度說，科技發展帶來的高效管控，亦可能帶來反面的作用。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責任編輯：吳廷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