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怒 台灣啟示

孔慶東這番言論，起因有二：

一是香港網友撻伐陸客不僅不守地鐵禁止飲食規定，反而辱罵勸阻港人的影片。

二是「D&G事件」。九龍義大利名牌商店，拒絕香港人拍攝櫥窗照片，卻允許陸客隨處留影。

兩件糾紛看似無足輕重，卻累積、擴散成巨大的憤怒，其背後更嚴峻的真相是：香港社會已經失衡。

「東方明珠」依然高速成長，但繁華的霓虹背後，不再歌舞昇平，而是一個資源分配不均，衝突激化的憤怒之城。

香港人何以如此憤怒不安，甚至引爆仇陸情緒？一個數字的對比是關鍵：「二八一○萬：七○九萬」。前者，是去年來到香港的大陸旅客總人次；後者，則是香港總人口數。

陸客暴增 超乎香港負荷

如今高達香港總人口整整四倍，佔所有訪港旅客七成的陸客，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面貌，也衝擊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陸客擠得香港到處都是，是○三年曾被視為香港「經濟救星」的「陸客自由行」，帶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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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市正在死亡，」去年底，十五年來首度遭大陸廣電總局禁播，卻在香港造成討論風潮的港劇《天與地》，劇中人物的一句台詞，在香港各大網路討論區，被轉載超過數十萬次，引起廣大港人共鳴。

現今在香港最常見到的景象，是成群陸客在精品店、珠寶店外大排長龍、高聲談笑，卻只見「老香港」從旁快速通過，瞥過的視線冷如冰霜。「現在，銅鑼灣、尖沙嘴，不再屬於我們老香港了，」五十歲的香港出版商鄧永雄，重重地嘆了一口氣。

「不過幾年前，我們一般家庭每逢週末，最愛去尖沙嘴海港城逛逛百貨、買買日用品，或是到銅鑼灣看場電影、逛逛書店，」鄧永雄說，「但如今這些地方完全變調，平價百貨、戲院、書店消失，全換成千篇一律的名店街、珠寶店，擠滿了內地豪客。」

三千萬陸客「壓境」，不只擠壓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隨著陸客人流而來的金流，衍生出高房價及高物價兩大問題，更讓原本就未蒙其利的香港一般市民，倍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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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赴港炒樓，使得如今香港最偏僻的新界郊區，房價也從一平方英呎四、五千港幣，短短三年暴升到一萬港幣以上。

商業用地更不遑多讓，香港八年來平均商辦租金在陸資的湧入下，漲幅超過一．五倍，已是全球租金成本最高的都市。

「租金大漲，讓香港本地中小企業、商家無法經營，換成國際財團進駐，香港人如今只能賺得到微薄的打工錢，」鄧永雄沉重地說。

今年二月，屬於港人共同回憶的銅鑼灣時代廣場ＵＡ電影院，因無法承擔天價租金而關門大吉，讓位給ＬＶ巨型旗艦店，每月租金竟從一百多萬港幣，調高至兩千萬港幣。

「自由行」帶來的巨大改變，究竟誰得利？誰受害？

單從經濟數字來看，得利的應該是香港全體居民。

開放陸港自由行的時間，正是SARS過後，香港經濟的黑暗期。當時香港經濟險陷入負成長，失業率逼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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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北京「經濟救港」，陸續開放CEPA（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陸客自由行後，香港不只維持了多年超過五％的ＧＤＰ增長，來自服務業的大量需求，更讓香港失業率降至十五年來新低。

總量增加，但分配卻更加不均：開放自由行以來，香港平均薪資約上升了一．三八倍；但住宅房價卻暴漲三倍；通貨膨脹率也來到歷史新高，超過六％。香港更成為全球已開發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

換言之，即使就業、薪資上升，「絕大多數的香港人，卻覺得自己變得更窮，（自由行）真正的獲利者，只有大型地產商、資本家和國際精品商，」何俊仁說。

反觀香港的基層市民和中產階級，不只因高漲的房價、物價，生活更加不易，更要忍受原有的公共資源，被陸客瓜分。

除了購物、交通上日趨不便，真正引爆港人幾乎不分階層皆同感憤怒的導火線，更在「雙非孕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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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港產下的「雙非嬰兒」已經高達四萬三千人，是十年前的五十多倍，佔全香港新生兒的一半。

「嬰兒無辜，但這些雙非父母，既沒在香港工作，更沒在香港繳稅，憑甚麼讓他們的子女享受香港的社會資源、社會福利？」一月底的大雨天，上千名香港孕婦走上街頭，抗議香港政府缺乏做為，讓大批雙非孕婦赴港生產。

這些香港媽媽內心的擔憂，不只是未來腹中子女的教育資源、社會福利都被迫與人「共享」，更迫切的危機在於眼前早已爆滿的公立醫院產房；和必須和內地孕婦「競價排隊」的私立醫院床位。

其實，從「自由行」到「雙非孕婦」，種種令香港社會陷入矛盾、對立的導火線，透過公共政策的改革，或中港之間的協商談判，都有緩解的機會。但香港政府決策過於傾向北京、缺乏自主性，形成政府失能，反而讓問題愈演愈烈。

政府失能 加深中港矛盾

來自香港陽光衛視集團，去年正式創刊的《陽光時務》電子雜誌，因敢於直言評論時事和六四、維權等敏感議題，遭到中共當局封鎖，卻反而在香港、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讀者群中迅速竄紅。

年初，《陽光時務》的特稿「蝗狗演義」，率先點出「香港政府在自由行政策和人口政策上一直無所做為，才是如今香港亂象的主因，」更被香港媒體、網路論壇、甚至反對黨領袖紛紛引述。

令人有些意外的，《陽光時務》主編長平、副主編賈葭等核心人物，都是生長、曾任職於大陸的資深媒體人。

來自南京、現居香港的《陽光時務》副主編賈葭，對香港政府回歸後的「失能」，有深入的觀察：「政治上，北京遲遲不肯鬆口（讓香港）普選，沒有真正的民主，使特區政府淪為行政機器，同時在經濟上倚賴北京援手，更使得香港政府在種種政策上，只能被動接受北京的決定，很難真的替香港人著想。」

賈葭進一步指出，北京政府刻意將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包裝為對台灣、對國際的政治宣傳，但實際上，「如今衝突的根源正在當年的一國兩制。重點只在『保持現狀』，沒有為香港未來發展留下空間，更沒有預料到未來香港和大陸間這麼緊密的關係。」

近兩年香港特區政府滿意度，從過去的近五成大幅下滑至二成，不滿意度則高達四成五。

中共治港政策智囊，北大法學院副院長強世功在《中國香港》一書中坦承，「保護香港工商界、資本家利益，向來是中共治港策略，給CEPA、自由行、人民幣境外交易中心，卻無形中加劇了香港貧富差距，促成社會矛盾。」

愈演愈烈的香港之怒，正暴露出香港面對中國的滾滾人流、金流缺乏長遠規劃、偏重經濟利益，卻忽略社會風險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