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升學網紅之死　為何萬人排隊悼念張雪峰？

但在另一個世界裡——中國更廣大的普通家庭，他卻被如此真誠地紀念。

這兩種現實之間的斷裂，令我感到震驚和困惑。我開始補看他的內容，試圖理解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原本以為，他或許長期參與某種教育實踐，例如開辦學校，幫助資源不足的孩子；或像一些民間教育者那樣，投入於鄉村或弱勢群體教育。但都沒有。

他的生意極其精準地卡在兩個節點：高考，與考研究所。

他用極其直接、甚至帶有冒犯性的語氣告訴你哪些專業「沒用」、哪些路「走不通」，他直指普通家庭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選擇那些可以直接轉化為收入與安全感的路徑。他反覆強調，不要相信那些關於理想、興趣、自我實現的敘事——那些，是站在菁英位置的人才說得出口的話。

他說，我也是寒門子弟，我懂你。不要相信你無法承受的理想。比如「新聞學沒用」，「如果孩子非要報新聞，我一定把他打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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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無數次直播裡，他把一個複雜而不透明的世界，壓縮成一組彷彿可以操作的規則。這當然不是教育，更像是一種風險翻譯。

他既不改變制度，也無法降低風險，但他讓人在做出決定時，感覺自己沒有那麼無助。

他提供了一種止痛藥。而在一個無法處理自身病因的社會裡，止痛藥會被當成醫生。

當失敗跟體制無關

在過去，中國社會並非沒有對教育問題的結構性討論。

有學者批判戶籍制度，嘗試從根源挑戰城鄉不平等的肇因；有人長期關注留守兒童的教育，做基金會、NGO，嘗試在現有體制內補償農村面對的結構性不公；有人自救，成立打工子弟學校，嘗試填補城市與鄉村夾縫裡孩童的就學困難。

這些努力，無一不在撐開一個基本問題：問題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是結構。

但這些努力，要麼被直接壓制，要麼在一個更大的公民社會生態枯萎時，被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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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當社會無法討論結構性問題，所有問題都會被轉化為個人問題。你是否努力，是否選對，是否足夠清醒。成功，是你的功勞；失敗，也是你的責任。

一整套「上岸」的哲學，在這樣的語境中興盛起來。

張雪峰們看似提供了解法，實際上卻取消了問題本身——它讓人不再問，為什麼這個系統如此嚴苛。

連哀悼也被限流

回看送別張雪峰的人們，我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唏噓。

那不僅是悲傷，更像是一種集體性的哀鳴。

在近似羅馬競技場的社會裡，人們被迫在有限空間中競爭，生死有命，各自掙扎。張雪峰提供的是一種生存語言——一種讓混亂暫時變得可理解的方式。

他沒有改變規則。甚至，他可能是這套規則最積極的擁戴者之一。

但對場中弱者而言，他至少讓規則變得可被辨認。而當他消失，人們不得不再次直面那個無法逃離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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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最諷刺的處境是——連對張雪峰的哀悼，也開始被悄悄壓低。葬禮後第3天，送別的畫面，在社群平台上被限流。

一個如此貼近體制邏輯、甚至幫助體制運作的人，仍然被視為需要控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