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後的東京居酒屋,少了往日的喧囂人氣。
「疫情後大家習慣不社交了,」《日經中文網》商業開發組組長葉山佳代子觀察,「但更核心的原因是,大家口袋沒錢,花不起了。」
數據顯示,日本自2022年起通膨率終於站上2%,擺脫了長達30年的經濟通縮期。然而,多數日本人的感嘆卻是:現在的日子,過得比通縮時期還要苦。
雖然大企業這2年紛紛加薪,但佔日本就業多數的中小企業根本跟不上,導致薪水增加的速度遠低於物價上漲的速度。扣除通膨後的「實際薪資」不僅是負成長,甚至比泡沫經濟破裂後還要慘烈。

為了平息民怨,高市早苗內閣在2月大選獲勝後,隨即展開一場顛覆傳統的「經濟大實驗」。這場實驗的核心不再是守著政府預算,而是改由國家帶隊,強勢干預產業與經濟。
提高自給率減少依賴進口,讓百姓喘口氣
「日本的經濟規模看起來變大了,但受惠的是政府和大企業,」第一生命資產運用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濱利廣直言。

物價上漲,政府稅收跟著變多、大企業能轉嫁成本;但一般百姓和中小企業,卻被進口物資壓得喘不過氣。
身為高市經濟政策操盤手的永濱利廣認為,解藥只有一個:提高國內自給率。
白話來說,如果生活必需品都能在國內生產,就不會因為日圓貶值或海外打仗,導致油價、糧價瞬間失控。
其實這麼做也符合國際上愈來愈重視的經濟安保潮流。在地緣政治與國家保護主義愈演愈烈的時局,一國要掌握關鍵技術和關鍵供應鏈,才不會輕易被他國「卡脖子」,衝擊國家經濟發展與民生安全的韌性。
中華經濟研究院東京事務所所長丁心嵐觀察,新冠疫情是日本政府大幅介入產業的轉捩點。
她印象很深的是,疫情期間,日本政府驚覺國內竟然連一條口罩產線都沒有,最後得靠鴻海救火。即便如此,當時一盒口罩被炒到3000日圓,是平時的5倍,還不一定買得到。
曾任經濟安保大臣的高市,明白這種「求人不如求己」的危機感,才在當上首相後,成立「日本成長戰略本部」,鎖定17項重點領域進行投資。
「不只半導體和AI,其實還有食品技術和新能源,都跟民生有關,」永濱利廣舉例,蓋植物工廠、開發小型核電。只要減少對進口的依賴,日圓再怎麼走弱,老百姓的日子也不會那麼難過。

政府帶頭撒錢,逼企業動起來
日本企業過去幾十年非常保守,寧願把現金存起來也不願投資。現在高市怎麼讓保守的企業動起來,重建空洞的產業鏈?
方法很簡單:由政府先出錢,然後企業只要在國內投資,再給租稅優惠。
「企業要看到政府的決心,才會跟著動,」自民黨眾議員高木啟解釋。高木啟是自民黨黨內的積極財政派。
今年6月由高市首度主導的全名為「經濟財政營運及改革的基本方針」,由經濟財政諮詢會議負責討論未來一年的施政骨幹與預算編列方向,最終由內閣會議決定。永濱利廣現為諮詢會的民間議員。骨太方針確立後,成為各省廳編列下一年度預算的上位依據。骨太在日文即為「大骨架」的意思。,將打破年度預算的傳統,特別編列了跨年度的獨立預算,專門投資在戰略產業。
高木啟舉例,為復興造船業,目標是10年內將全球市佔率翻倍到2成。做法是由政府出資6成5,民間出資3成5,成立一檔基金,用來蓋新船塢,以及輔導造船廠整合與轉型。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暉觀察,這與過去安倍時代「希望民間自己努力」不同;高市走的是日本1980年代的國家發展主義路線,由國家定好方向,企業跟著上車就對了。
「日本社會找共同方向會花很多時間,現在方向明確,企業就不會猶豫不決,」李世暉看法樂觀。
但無論是帶頭投資或減稅,都代表政府的荷包很難再量入為出。這挑戰了日本長期由財政鷹派主導,嚴守基礎財政收支平衡,堅持收多少稅、花多少錢的原則。
政府告別「守財奴」的體制思維
於是,高市訴求,以債務佔GDP比例的長期趨勢,取代單年的基礎收支指標。這麼做的好處是,只要維持經濟成長,就不必擔心欠債。事實上,近5年因日本GDP成長,該數值已連續5年下滑。

高市不只呼籲,也果敢採取行動。她一上台,先搬開兩大絆腳石: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會長和財務大臣。
一個是找來聽話的盟友小野寺五典,一個是任命專業文官出身的片山皋月,因為她熟悉財務省內部運作,能夠有效執行高市的計劃,而不被官僚牽著鼻子走。
「以前稅制調查會是連自民黨總裁都難以插手的組織,」永濱利廣形容,因為稅制是財政的核心,若要在某處減稅,一定要找到新財源,否則就永遠無法實施減稅。
問題是怎麼確保經濟成長率跑得比債務快?
永濱利廣解釋,高市的目標是名目經濟成長率達到3%,扣除通膨2%,只要實質經濟成長率由現在0.5%提高至1%,就能達標。
做法除了鼓勵企業投資,還要同時實施勞動力改革,如鬆綁工時上限,讓想加班的人能加班,提高人均勞動時間,抵銷少子化對生產力的衝擊。
高木啟也說,擺脫了只看單年的財政收支平衡,企業投資減稅才有機會上路。如果因襲傳統財政觀點,企業投資在當年度全額抵稅,會導致該年度稅收下降,讓基礎財政收支惡化。
「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有兩層涵義,一個是負有讓日本成長的責任,一個是避免放縱財政的財政責任,」高木啟自信地說,「政策若能切實推進,日本一定會復活。」
這場經濟實驗雖然大膽,但市場評價兩極。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私募基金淡水泉香港總裁陶冬認為,高市擁有強大民意支持,能推動結構性改革,比單純印鈔票,更能帶動長期成長。
「跟2012年不同,當時是通貨緊縮,寬鬆的貨幣政策對通膨不成問題;但現在貨幣政策做太大,可能變成通貨膨脹的源頭,」陶冬提醒。
是救世良藥,還是舉債豪賭?
永濱利廣則拿市場數據說話。日本10年期公債在眾議院大選後價格反彈、殖利率回落,反映市場對高市財政感到放心。
他解釋,高市雖要減消費稅,但只停徵2年,不像其他黨派激進,對財政衝擊較和緩。
但日本社會也有一派聲音質疑,稅減了以後就難再加回來。特別是年輕人為主的新興政黨「未來團隊」主張維持消費稅以換取財政穩定,反映出社會的焦慮。
專業財稅圈也瀰漫著對片山的失望之情。「原本以為片山會是高市的剎車器,以防高市失控,但現在她更像是高市的啦啦隊,」一名日本資深媒體人形容。
此外,隨著日本央行開始升息,政府還債的成本會變高。
高盛示警,現在日本利息支出率與GDP成長率落差,擴大至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準,因此債務佔GDP比例下降,是難得的紅利期。
但當利率走高,若減稅和提高國防預算都變永久性政策,又找不到新財源的話,日本的債務最快會在2040年開始失控。
「她的任務清單非常沉重,既要兌現選民期待的國內承諾,又要處理極其艱難的國際政治關係,」施羅德投資亞洲多元資產團隊最高主管分析師近藤敬子認為,日本缺乏人口紅利,即便靠AI改善生產力,但日本很難超車其他國家,長期經濟成長預料將仍維持低位。
日本這個全球最老的國家,雖然剛從30年的經濟失落中抬起頭,但要真正讓全民百姓有感、讓體質恢復健康,這場國家新實驗才剛剛開始。
(雜誌原標題為:高市經濟舉債豪賭 國家帶隊重建產業鏈/責任編輯:趙珮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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