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平：如何記憶1945，映照台日中矛盾

雖然今年石破茂政府的發言，在13年後再次提及「反省」二字，但在整體國家話語中，除了地方記憶，如沖繩、廣島、長崎等地仍然活躍，日本對這段歷史的回應，仍是冷淡的。

一個有趣細節是，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首次展出1930、40年代的「戰爭記錄畫」作品，153幅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新聞媒體、藝術家、作家所繪製寫作的「鼓舞士氣」之作。

來自被侵略國家的我，首次看到這樣的作品，深感震撼。而更令我感慨的是日本友人也同樣表達的震撼，「從未見過這些畫作和視角。」80年過去，這個展如今在日本進行，名字依然是含糊的「揭開紀錄、編織回憶」，沒有一個字提到二戰。

台海危機加深矛盾

台灣的情況則錯綜複雜。台籍青年曾為日軍作戰死於南洋，也有台灣人堅定反日抗殖。但從日治時期的皇民社會，到戰後中華民國接收的前線基地，從戰敗方轉身成為戰勝者，台灣集體身分的被動切換，不由台灣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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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害者、加害者混雜的不同記憶版本，在島內成為一道道代際與族群交錯的裂痕。民主化之後的台灣，嘗試走向戰爭記憶的多元化，從強調「台灣光復」走向強調多元史觀，但也容易變成族群動員的工具，面臨歷史政治化與責任空心化的風險。

如今，台海戰爭危機、日本地緣位置，大大加深這三地歷史語境原本就未釐清的矛盾。

在每種語境，都可看到為正義堅持的民間努力，也能看到別有目的的政治動員，後者尤令人不安。我們可否有一種能穿透國族、抵達倫理的歷史觀看方式？要如何記住一場戰爭，才能不再複製新的戰爭？

歷史不只需要記憶，也需要正義。個體記憶如果僅僅停留在「真實」，而沒有倫理指向，都可能落入同一個陷阱：將歷史當作身分正當性的來源，而不是倫理反思的起點。

需要非競爭性的哀悼

在記憶研究中，美國歷史與文學學者拉卡普拉提出一個具深遠啟發的概念——後來者的倫理。他提醒，後來者不該奪佔歷史創傷的發言位置，而應轉譯、哀悼、延續而非消費創傷，不可將之轉化為自我同情或政治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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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以「抗戰勝利」紀念活動作為民族動員的手段，創傷就可能成為情緒的武器；若日本以「和平國家」之名模糊歷史責任，哀悼就可能變成懷舊的遮蔽；而台灣將歷史角色化約為政治立場，記憶就失去複雜與誠實的空間。

我們需要一種非競爭性的哀悼。可以同時為死於南京屠殺的平民與廣島原爆的孩子落淚；可以同時理解中國抗戰軍人的犧牲與台籍日本兵的悲劇；可以明白受害者與加害者身分在更廣闊歷史裡，常常是相互置換的；可以承認自己不是當事人，但仍選擇記得、見證、預防。

歷史記憶若只服務於認同建構，那它遲早會被政治消費吞噬；當我們把歷史視為道德操練的場域——提醒我們什麼不能重蹈、什麼不能遺忘，記憶才會指向未來，而不是困於過去。

歷史不是只屬於「我們」，而是屬於所有被捲入、犧牲、掩蓋與抵抗過的人——這才是記憶的初衷，也是和平的可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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