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5月中旬，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逾450萬，死亡人數逾30萬。就疫情規模來看，還遠不及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但帶來的社會經濟衝擊卻遠遠超過，箇中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超級全球化發展出高度細密的國際分工，以及繁複的跨境金融交易，讓世界各地的社會、資訊、金融連結與相互依賴程度遠高於百年前。作為全球經濟活動心臟的美國，即使短暫休克，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窒息性打擊。
其次，在新自由主義思維驅動下，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多數群體都生存在沒有任何餘裕、安全係數最小、資源配置短期邊際效益極大化，甚至寅吃卯糧的情境裡。這種走在懸崖邊緣的金融操作、生產分工、勞動雇用、政府財政或個人財務模式，會讓任何一場突如其來的震盪之衝擊，出現級數放大效果。
第3，21世紀很多社會長期信奉的價值觀與世界觀，讓多數人很難承受自己關聯群體的生命與健康受到病毒急劇摧殘。長期生活在安逸狀態下的人們，深信科技的神奇，信賴政府的保護能力，他們難以接受醫院屍體成堆、根本來不及火化這種悲情畫面；他們更無法置信一個原本講求寵物生命權的文明社會，居然有一天必須抉擇要讓大批年長者死亡，或是讓經濟大衰退。
西方公民期待自己的政治與醫療體制應對能力，要遠超過非西方國家，但居然自己成為疫情大爆發的震央。
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第一波爆發時所展現的應變、控制、協調與調度能力，給西方社會菁英原本的體制與文化自信、優越感，帶來顛覆性打擊。
最後，人類早已面臨嚴峻的可持續性發展危機，世界人口爆炸與嚴重社會不平等帶來的糧食、飲水、能源、教育、治安等難題，及生物多樣性消失、地球暖化帶來的威脅，都將因這場疫情而加劇。
在病毒大流行爆發前，澳洲火災、北美冰災、東非的蝗蟲已不斷向人類發出警訊。雖然疫情期間經濟活動暫停，讓溫室氣體排放頓時下降，但接踵而至的大範圍失業、糧食供給短缺、移民工匯款消失、貧困人口流離失所、少數族群被歧視等問題，將更為嚴峻。（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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