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政壇老前輩,二十幾年前作了首打油詩,題名為「官」,什麼叫「官」呢?「走路走前邊,照相站中間,吃飯坐上位,開口就是一大篇。」他的學生後來對了首「官威」,當了官要怎樣才顯威呢?「全場最後到,唱名最先報,吃飯開小灶,開會淨放馬後砲。」
高雄市長韓國瑜見日本人兩次誤點,被罵得頗慘,其實外界可能都誤解了,他這是在對小日本「顯威」呢!(延伸閱讀: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愛遲到?)
但這種「顯威」,卻是極度的「失禮」,尤其在這種「準國際外交場合」。韓市長的遲到與卸責,不但沒有威嚇到日本人,反而羞辱到了他自己。
「時間」是全世界對所有人都最公平的事。不論貧富貴賤,時間對待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幾點幾分是人類世界的公約,也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契約」。
守時、準確,展現的是一個人對於與他人的約定是否「尊重」,是否視為一種義務與責任而正確無誤地履行,從而決定了一個人的「可信度」。
請問,如果一個人連他自己行程的時間都無法掌握,他還能掌握什麼大事?
不論國內外的重要人士,都懂得「時間」的巧妙,而且會從時間的掌握度,回頭評估這個人及其團隊控管行程的能力,以及他對自我管理的紀律。更重要的是,評估對方對於自己的重視程度,與對自己的「態度」。
舉例來說,有些人超愛遲到,理所當然地叫人家等她20分鐘化妝購物,但她只要等人1分鐘,就會歇斯底理地狂叩狂罵。這是一種滿足她支配慾,證明自己很重要的心理疾病,鄉民稱為「公主病」。
但如果故事的主人換成了高官顯貴,這種「貝勒病」會贏得什麼樣的評價?可想而知。踐踏別人並不會讓自己顯得更高貴,浪費別人時間是在消耗自己的信用,於公於私皆是如此。
小事沒羞恥,大事沒廉恥
因此,真正大咖的政治人物會有一個團隊,用緊緻的作業來控管時間,力求所有行程誤差不超過5分鐘。
從行程表的排定開始,前一個行程與後一個行程間,會先計算交通時間,再預留5至10分鐘的空檔以防萬一。前一個行程預定結束時間到下樓、上車之間,又會有10分鐘左右的空檔,以備洗手休息或聊得太愉快而無法結束。(延伸閱讀:時間不夠用?先決定什麼事不要做)
快到「死線」時,秘書會進門提醒老闆離場。實在塞不進去的行程就只能砍掉,請人去說聲抱歉,組織內外的黑白臉互相搭配,才能讓行程順暢。
與此同步,下一個行程的現場,通常會設聯絡窗口,或派聯絡官前往,回報狀況並通報老闆到達時間,通知主辦單位接車或進場安排,如有調整也好提早告知。如果交通順暢提早到達,可能在附近路邊先停一下,看看講稿,閉目養神,等到預定時間再下車進場,以免干擾到現場活動進行。
凡此種種,都是基於相互尊重所做的安排,那是一種「禮貌」。
「寧可自己麻煩點,也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不但是種禮貌,更是一種價值,一種信念,一種組織文化,和一種組織「紀律」的體現。
韓國瑜出身軍人,更應該瞭解「紀律」的意義與重要性。「紀律」是一種上下一體奉行的規則,不只是拿來要求部屬,更是用來要求自己。早上6:30分早點名著裝集合,部隊長全都沒有權力缺席。
雖然市長滿滿行程中,可能因交通等種種意外因素造成延誤,但延誤必有通報,到場必定致歉,回來後也會全組檢討修正行程流程,納入錯誤經驗,盡量去除意外因素。絕不容許因為行程太滿而耽擱重要項目,更不可能連犯兩次同樣的錯誤。
凡事犯錯一次叫作「失誤」;犯錯兩次叫作「白目」,導因於沒有紀律與自我修正能力。但若連續犯錯還想狡辯,那就叫作「沒有羞恥心」。(延伸閱讀:效率來自紀律 紀律來自管理)
而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小事沒有羞恥,大事更會沒有廉恥,那會變成一種「便宜行事」的惡劣習性。「細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如此這般,再來一次。
政策好不好或有爭論,聲勢好不好半由天命。但是,自己的行程搞不定,完全怪不得他人或老天,因為那完全是自己與團隊可以掌控的事。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職位愈高,自我要求也要愈高。一個人可以用聰明的話術贏得高位,但永遠無法以此贏得人們的「尊敬」。
「信任」與「尊重」都需要「互相」作為串連的電線,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個可以被上位者隨意支配的「物件」。(責任編輯:陳郁雁)
關於作者 吳崑玉
資深政治評論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畢業。當過國會助理、大學講師、雜誌副總編輯,也開過公關公司,參與過大小選舉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