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在韓國參加一場重新評價「六二九宣言」的國際學術會議。此宣言與一九八六年十月，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首度宣布解除戒嚴的意向，和同年二月將菲律賓前獨裁者馬可仕趕下台的人民革命，堪稱開啟東亞第三波民主化的三大歷史轉折。
三十年前的六月，盧泰愚作為韓國軍政府強人全斗煥欽定的接班人，面臨嚴峻的歷史抉擇。一方面，透過被操控的間接選舉，他篤定可當選下任大統領；另一方面，他的合法性也將受到嚴峻挑戰，因從六月初開始，韓國大學生、工會與中產階級無法忍受軍事政權私相授受，在各地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以罷課、罷班與罷工行動，逼迫軍政府進行民主改革。
如果他決定循老路，由總統選舉團黃袍加身，就勢必要動用比光州事件更大規模的鎮壓手段，才可能強制驅離廣大示威群眾。若他回應抗爭群眾的要求，同意恢復總統直選，所有軍事政權的核心份子，就必須承受失去政權的風險，一旦敗選，他們都勢必鋃鐺入獄，甚至被判處極刑。
盧泰愚在關鍵歷史時刻毅然做出順應時勢的決定，他說服部份將領，也與反對黨領袖私下接觸，在六月二十九日發表民主化八點宣言，承諾進行修憲，開放總統直選，恢復反對派陣營領袖的參政權。
六二九宣言開啟韓國民主轉型的大門，讓瀕臨大規模流血衝突邊緣的政治危機和平落幕。當時，盧泰愚敢放手一搏，就是寄望反對陣營分裂而漁翁得利。果不其然，在簡單多數的選舉規則下，同屬反對陣營的金大中、金泳三與金鍾泌三位昔日盟友互不相讓，讓盧泰愚領導的保守派陣營，以微弱的少數險勝。
三十年前韓國的「六月民主運動」催生六二九宣言；三十一年前，台灣黨外運動領袖挑戰黨禁，宣布組黨，觸動蔣經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的決定。
但當時盧泰愚代表的保守陣營失去政權的風險，遠大於國民黨，而蔣經國如果選擇執行黨禁而逮捕民進黨領袖，短期要付出的鎮壓成本也低於韓國軍政府。
當時國際大環境引導韓國與台灣不約而同走上和平民主轉型道路，雖然是大勢所趨，但也有歷史偶然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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