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錢鋼出生於中國浙江杭州的軍人家庭,十三歲成為紅衛兵,不到十六歲便加入解放軍。八○年代在《解放軍報》經歷西方新聞思想洗禮,九○年代進入《三聯生活週刊》、《南方週末》等市場化媒體,近十餘年在港大從事中國傳媒研究和新聞教育。
錢鋼的新聞路和台灣作家龍應台有多年淵源。九○年代初辦雜誌時,錢鋼連封面故事該放一本雜誌的哪裡都不知道,在德國,龍應台抱出一本本《明鏡》週刊為他解說。後來錢鋼主持《南週》筆政時,龍應台也曾在該報發表二十多篇文章。
在新書《語象詭譎──中國政情解碼》中,錢鋼如此勾勒他經歷過的每一時代,中國領導人和新聞媒體的關係:
毛澤東時代,權力吃掉了媒體,媒體完全是毛的傳聲筒;鄧小平時代,傳媒開始出現改革轉機,「報告文學」結合新聞和文學另闢蹊徑;江澤民時期,黨和政府允許一部份媒體走向市場,亦期從中獲利;胡錦濤時期,科技、網絡、公民開始崛起,中共積極推進市場化並著力控制市場;到了習近平的時代,政治權力高度集中。
上月十九日,錢鋼於台北龍應台基金會思沙龍,講述他任職中國傳媒的經歷。以下是演講重點摘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是因文革而死的第一人,當報紙、電台都在批判他時,我也立刻投入批判,甚至被老師派到批判大會帶頭喊「打倒鄧拓」。
我不知道鄧拓。我的那篇批判稿,言辭都來自《人民日報》文章,那時我們從來不會懷疑。
一九六九年我加入解放軍。我愛作文,書包裡放著我的文學啟蒙讀物《革命委員會好》。文革期間,群眾奪取地方政權,成立「革命委員會」後,都要向毛主席發一條致敬信,而《人民日報》一定要發慶祝社論,此書就是這些社論和致敬信的合輯。
七○年早春,我的部隊進行手榴彈實彈投擲,擔任文書的我正好目睹一場爆炸。投擲的戰士慌了神,已拉弦的手榴彈掉在身邊,副連長撲上拿起往外扔,手榴彈卻在他頭頂左上爆炸了,後來副連長頭部中了無數彈片。
當晚,我們師部的新聞幹事請來所有目擊者,要求我們「一是一,二是二」地重述情況,但幾天後刊出的報導,卻著力描寫副連長如何熱愛毛主席,仇恨蘇聯、美國、國民黨,這些我們從沒談到。
我當時看到的感覺是:寫得真好啊。我奉命以目擊者的身分,按報導內容到各連隊巡迴報告,後來被調升到上海警備區政治部學習文藝創作,《一顆紅心永向陽》便是我更誇張地「昇華」了副連長事蹟和思想境界後,出版的首部說唱台本。
人性 總會在某刻被激活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發生,我是個解放軍的編輯,隨上海防疫隊赴唐山近三個月。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加護送三千多個孤兒到河北的任務,我們在火車上跟他們說笑,不讓他們難過,抵達後,我們所有護送者被要求趁亂離開,不讓孩子發現要道別。
幾天後,我到孤兒院門外看裡面的小孩,突然有個小孩隔著窗戶就認出我,大喊「叔叔」後,就光腳衝出要找我,然後我們又是扭頭、咬牙,狠心就走。
回到唐山,我跟來自上海的醫護做了一次口頭報告,許多聽眾泣不成聲。那時我從未想過,不帶宣傳色彩的如實報導,是怎樣能打動人心。
我相信,任何的年代,我們的心中都有那個沒有完全被泯滅的、柔弱的人性。在特定的時間裡,它會被激活的。在唐山,我就被激活過一次。
走上報導文學的道路
七九年,中、越發生戰爭,我奉命從上海飛到邊境,成為《解放軍報》記者。
文革結束不久,在中國黨媒,如《解放軍報》這樣森嚴的保守報紙裡,給記者的新聞讀物卻是美國大學新聞系教材,這是變化的出現。
早上吃著地瓜,一幫年輕記者高談美國記者怎麼寫導語、大兵記者派爾(Ernie Pyle)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假大空」的報導仍充斥軍報,回到自己的日常的報導中,太痛苦了。
當時新聞媒體艱難,但也出現報導文學,呼喚人道主義,披露歷史真相。許多重要作家本身就是黨報記者,我也走上報導文學的道路。
《唐山大地震》一書也是這樣產生的。八四年,一位雜誌編輯鼓勵我記錄「新唐山」,但回到唐山後,我一直在想,這個新唐山我是不熟悉的,受難的唐山是我親眼看到的,我能否把當年受災的人民作為中心來寫?
八六年三月發表了這本書,當時是轟動的,因為它告別神話、假話,講真話。八○年代,我們中國記者其實不知道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述歷史」、「調查報導」等名詞,但我們都開始了。
在市場和禁令間 維護真相
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我發給被撤職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表示支持的私人電報被公開,也曾以個人身分赴天安門探望學生,這些終致我遭到《解放軍報》和解放軍撤職。
我先後到國家地震局辦《中國減災報》、共同創辦《三聯生活週刊》、總策劃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重啟市場化改革,中國傳媒市場湧現自負盈虧的週末報、電視節目等,也帶來許多新機會。《南方週末》就是一家成功的「市場化」媒體。
九八至○一年,我受邀至該報任常務副主編。我們主張誠實為讀者的權利而工作,把調查報導作為立身之本。
《南週》隸屬一份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旗下,發行量逾百萬,每年上繳巨額利潤給黨。有時這為我們爭取了編採自由的空間,但來自宣傳部的打壓也從未停止。
割舌案是我們堅守嚴謹新聞態度、澄清真相的一例。
二○○○年,我們轉載一篇上訪農民被警察割舌的新聞,後來又派出自己的記者進村調查,竟是所有媒體中第一位見到這農民的。我們的記者觀察到農民的舌頭似乎短了一截,但以他的專業知識無法衡量這舌頭是否被割過,報導只說這農民的舌頭曾受重創,但當地警方仍否認「割舌」,並以轉載的報導把我們告上法庭。
我們保護自己的方式唯有再調查,後來更請北京大學法醫教授檢驗,確認他的舌頭是被銳器捅傷,確有割舌一事。
二○○一年我們做了「張君案檢討」,深入首謀的家鄉,解讀這個殺人搶劫案背後的社會發展成因,觸怒了湖南省委、省政府,隨後若干省分也聯名向中央告狀。最後,《南週》遭中央宣傳部整頓,把我等一個班子全拉下台。
離開《南週》後,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任訪問學者。○三年至今,在港大從事中國傳媒研究和教學,發展「語象」研究法,結合對中國政改長期的觀察和報章資料庫的分析,由傳媒上的語言觀察政治、社會演變。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真相被什麼遮蔽?真相會被權力遮蔽,真相會被金錢遮蔽,真相也會被無知遮蔽,還有第四個,不要忘了,真相還是會被民意遮蔽的。
天下新聞室精選最具時效性、最重要的深度內容,每週五發送
精選當週熱文,週五寄送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