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假設每個人都會做出理性決策,是嗎?複雜的人類到底是怎麼思考的?行為經濟學聚焦於人類的思考方式,以驗證古典經濟學的部分基本假設到底對不對。
事實上,人類的腦子會做怪;以前述的問題來說,腦子會將1.1美元簡單分為1美元和0.1美元,而不是正確答案1.05美元和0.05美元。人類亦傾向於模仿他人、偏好合作而非競爭。
因為如此,部分經濟學的簡化假設不見得永遠正確:人類行事的基準不一定是自身的長期利益,做決定之前也不會思考所有的成本和益處。
許多行為經濟學的洞見,是以研究美國大學生等優勢族群為基礎。但對富有國家的窮人、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居民來說,行為都是股強大的力量。因此,行為經濟學對國家發展來說非常重要,世界銀行也在最近出版的重要刊物《世界發展報告》中討論此事。
正如報告所言,窮人做出不良經濟決策的機會比較高;那不是因為窮人不理性或不聰明,而是因為他們的處境極為不利。他們常缺乏正確決策所需的基本資訊,例如何時該用肥料、該用何種肥料等;他們居住的社群也比較常抱持錯誤觀點,例如認定女生不該上學。
傳統經濟思維假定,窮人會想努力走出貧窮。但衣索比亞、法國等地的研究顯示,貧窮讓人產生無力感、打壓進取心,因此窮人可能根本不想改善生活。就算他們想,也得面臨重重阻礙。窮人沒有犯錯空間,使得他們傾向於規避風險;如果連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存款、投資未來自然十分困難。
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言,「在某個限度內,錢愈少,憂慮也愈少。」他錯了,因為窮人得面臨極高壓力:疾病比較有可能威脅孩童的性命,作物欠收可能會導致生活匱乏。
此外,窮人缺乏有助改善決策的政策機制 。許多人低估教育的益處,也沒有足夠的退休存款;在西方國家,孩童就學乃順理成章之事,退休金系統亦有如自動存款,但貧窮國家就相當缺乏這類機制。
這都有助解釋為何窮人無法變富,為何自給農不買肥料、不將小孩送進中學,即使兩者都有好處。更重要的是,行為經濟學讓我們能用另一種思考方式看待部分貧窮問題。
傳統發展計畫強調資源和市場,認為民眾身陷貧窮是因為缺乏資源;他們需要錢,也需要道路、診所、學校和灌溉渠道,而發展的目標就是提供這些事物。要正確配置資源,自然需要合適的價格,因此,許多發展皆與價格自由化和增進市場效率有關。
從行為學著手的發展則不同,它會將焦點放在如何決策、以及如何改善決策。以波哥大的補助金計畫為例,只要母親帶小孩上學,就能獲得每月津貼,那讓學年期間的出席率相當好,再就學率卻很低;只要保留部分定期津貼,等到學年開始前再發送,就能大幅增加就學率。從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實在不合理;上學的益處極多,民眾不需要額外誘因,津貼的總金額也沒有改變。然而,其成效卻十分明顯。
這類做法聽起來不是很重要。不過,經濟學家本來就該注重政策細節;那似乎沒有太大差別,但說不定真的可以帶來完全不同的政策。
微調革命
部分小規模政策的結果一點也不可小覷。90年代之時,牙買加找出教養能力不佳的小孩,教導母親如何與小孩玩樂、如何以特定的玩樂方式強化語言和身體能力,亦即推動行為微調。20年後,這群出身貧窮的小孩,平均收入高過教養良好的小孩,更遠遠超過家庭教養能力不佳、又沒有參與此計畫的小孩。關注窮人的思考方式,也會改變金融包容政策,帶來民眾真正想要的金融商品。
再者,發展專家就和所有人一樣,有偏見也有盲點。原則來說,行為學發展政策可以與傳統政策共存,但在實務上,兩者會相互競逐資源和專業人士的關注。
從行為學角度解決貧窮問題並非新鮮事。世界銀行早就有行為學單位,麻省理工的貧窮行動實驗室,也以隨機控制試驗測試微調政策的效果。不過,世界銀行將此議題放入年度重要刊物,等同於將行為經濟學帶入發展政策的主流;它應該會挑戰、也會補足傳統的抗貧政策。(黃維德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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