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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改革 兩大難題待解

1978年的第11屆三中全會徹底改變了中國。它在毛澤東死後2年,讓三度遭受清算的鄧小平登上權力頂峰,將生活置於階級鬥爭之上並放寬國家管制,中國也得以開放外國貿易和投資。這場改革影響了一大批人;當時他們的年收入僅200美元,今日已增至6,000美元。而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這場三中全會造就了「中國崛起」。

習近平-國營企業-鄉村改革-房屋擁有權-中國 圖片來源:邱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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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三中全會即將於11月9日舉行。這次會議將和過往一樣神秘,其重要性也得等到數月甚至數年之後才會完全浮現。但習近平曾對外國領袖表示,這會是1978年以來最重要的三中全會。要是習近平能推動國營企業和鄉村改革,這一定會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十分強大,但也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不再擁有無止盡的廉價勞力,巨大但缺乏效率的國營企業不但壓抑競爭,還霸佔了金融資源,進而傷害私人企業和一般存款者。

這拖慢了中國的經濟成長,而現今中國的法統正是植基於經濟成長。因此,習近平應該是真的有心改革,他和改革派的李克強選出了許多市場派顧問。此外,薄熙來垮台之後,習近平可能是自鄧小平以來最有權力的中國領導人。

可惜的是,國營企業私有化並不在討論的議題範圍之內。但習近平應該讓國營企業更商業化、更負責任。最好的作法,就是將擁有權交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由該基金指派董事、負責管理國營企業。此外,習近平應裁減國營企業取得低廉融資的管道,以強化競爭。他也該進一步將利率、匯率和資本流自由化;此舉將為人民幣自由兌換開路,而貨幣自由兌換正是成為成熟經濟強權的關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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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來看,鄉村改革的重要性甚至更高。部分原因在於,中國仍有半數人口居住於鄉村。不過,眼前的問題是,缺乏鄉村改革與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習習相關。中央政府將越來越多財政負擔交給地方,但地方政府並沒有太多增加收入的手段。

共產黨地方首長的財源,一直是徵收土地賣給開發商。其益處(例如鄉村居民前往都市尋求更好的生活)難以浮現,因為離鄉勞工在都市如同二等公民,留在家鄉的農民也只能任由共產黨地方大老擺布。最讓農民不滿的,就是沒有合理補償和明確的土地所有權。

習近平應當給予農民更多自由。1978年三中全會後的改革,讓農民得以脫離公社,卻沒有給他們其他權利。農民不能出售土地或房屋,也不能以土地或房屋抵押貸款,相對地,1990年代後期都會住房私有化之後,都市居民都能成為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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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農民完整的土地和房屋擁有權,可帶來許多益處:會有更多農民移居城市,同時更有助於經濟發展從投資轉往消費。留在鄉村的農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享有更多自由,就像都市居民一樣。

上述的改革必定會受到一般民眾的歡迎,但習近平能否壓得住反對勢力?1978年,鄧小平將讓地方成為經濟成長先鋒,進而戰勝了計畫經濟派的大將。今日,部分地方問題正是出自於地方分權,因此,習近平得先一次性地解決地方債務問題,才能讓地方加入這場戰爭。即使如此,現今的反對派勢力仍十分強大,其中包括了國營企業等當前體制的受益者,以及出身權勢家族的貪汙官員。但如果習近平和這次三中全會想在歷史上留下美名而非汙名,習近平就是得克服這些困難。(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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