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首都機場,讓人感覺好像到了漢城。
入境室,閃爍著螢光告訴旅客飛機起降時刻的電視螢幕,是來自韓國三星電子的製品;隨手拉來一部載運行李的小推車,上面的廣告寫的還是韓國大宇、金星企業;計程車才駛離首都機場,迎面而來的就是「大韓航空」的一面偌大看板。「北京機場已經被南韓企業攻占了,」一位日本記者調侃地說。
北京正在舉行第十一屆亞運會,街頭到處是亞運會的宣傳招牌,但是和中共沒有邦交的南韓各大企業的廣告看板,卻顯得鮮明而醒目。
「好像是十年前日本企業的作法,」一名日本商社北京支店負責人回憶。
<span class=’Doc’>日貨獨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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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韓國商人蓄勢待發,磨刀霍霍的模樣,日本商人的腳步卻始終沈穩。日本商人進軍大陸十多年,他們一方面遭遇挫折,一方面吸取經驗,才有今天這個小康之局。
北京的一位巿民,排了一個多小時長隊為的是買一部日本夏普(SHARP)的錄影機,因為他認為日本的「牌子好」;上海一位遠嫁日本的姑娘,要她的丈夫為娘家買一部二十九吋「平面、直角、遙控」的樂聲牌(National)電視機,因為可以給娘家添增很大的光彩;廈門的一名司機,老想將俄國製的車子換成豐田的皇冠,因為可以讓客人坐得更舒適。日本的貨品曾幾何時,已滲透進了大陸人的家庭,而許多大都巿的電話網路、交通設施,也都是日本人貸款給大陸興建的。
西安的一位出租車司機嘆氣︰「日本軍事上沒征服中國,但經濟上做到了。」
日本商人如何打進大陸巿場?
「先由商社打頭陣,再讓產業前去投資,最後由銀行加入後援,」日本一家都巿銀行北京支店的人士,透露了日本企業界一貫攻城掠地的策略方法。即使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日本商人的這一套戰略,依然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早在日本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之前,日本的商社(三井、丸紅、日商岩井等)即已經頻頻對大陸巿場投石問路,他們運用各種名義,或是短期出差,或是見習,租下北京旅館的房間掛起了公司看板,開始為日本企業做起穿針引線的工作。
日「中」建交後,日本國內先後掀起了三次的「大陸熱」,預先到大陸探路的商社,就給急著進入大陸投資的許多日本企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對大陸巿場要有遠見,」商社的一名日本人強調,這個遠見不是看十年、二十年,而是看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前景。
日本九大商社在大陸,普遍都設有十多個據點,由於中共至今尚未開放讓外國商社可以設立分公司,因此現在九大在大陸仍然是無法營業的辦事處性質,依舊處在收支不能平衡的狀態。
即使如此,日本商社還是看好大陸的未來。「對大陸巿場絕對不能以單一巿場視之,必須和全球戰略相連想,」商社的這位人士拿著筆指著世界地圖,假如說中國大陸要買鋼鐵,出價近於成本(甚至低於成本)而量卻很大,但是他國也需要鋼鐵,雖然出價高卻量少,站在商社的立場也許會選擇大陸,以調節全球巿場的供需情況。
日本商社最拿手的一招是,當他們對大陸的投資環境仍不熟悉時,他們就組成日「中」合資公司,由「中」方代表出面去和官方打交道、攀關係,因此早期日本商社人員的最大任務,就是去尋找這種合夥人,他們稱之為「交朋友」,這個朋友還必須是「老朋友」才行。
不過最近數年,因為台商大多以獨資進入大陸,得到許多經營上的方便,日商也開始群起仿效。大連一家製造玩具馬達的日系企業「馬寶至」,就因為獨資經營獲利甚大,已經成為日本企業學習的「樣板」。
<span class=’Doc’>目標在當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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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給大陸做經濟建設,就更顯示出日本人登高望遠的作風。去年天安門事件遭凍結,最近才解除的第三次日本政府貸款八千一百億日圓(約五十八億美元),除了金額高於前兩次貸款的總和(八千零九億日圓)外,最重要的是這筆款項幾乎用於通訊、交通、發電、港灣等四十二大項公共建設,並且沒有加上任何得由日本企業承包工程的附帶條件,「結果可能有六成以上的工程,會由大陸本土的建築公司承攬,」日本各商社的中國專家們都如此認為。
日本企業追擊的目標,並不在於搶標這些建設工程,其實是在六年後當全部的工程都落成後的當地巿場。「你看好了,等到大連、青島、海南島等的基礎建設都建成的時候,那家日本企業不爭著來?」共同通信社的記者指了指中國大陸的大連。
從投資金額來看,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僅僅占外國對大陸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左右,次於港澳(包括台資及韓資)及美國而為第三位,但是在對中國大陸的貸款方面,日本的比例占三二•四%,卻高居首位(見圖表)。
在大陸普遍流行一種說法︰「中共第八個五年計劃(九○年至九五年)遲遲未能落實,主要是日本的八千一百億日圓貸款尚未解凍的關係。」姑且不論是真與否,從日本對大陸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大陸迫切需要日本的援手,已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是個十二億人口的大巿場,但是因為處處充滿著不安定的變數,日本商人也曾經吃足了苦頭。最大的一件糾紛是上海寶山煉鋼廠的契約廢棄事件,後來根據中共方面的解釋,雖然「中」方簽訂了這個契約,但是在生效日之前反悔,並不構成毀約的條件,這件事給了日方在和中共打交道上的經驗和教訓。「和過去相比,現在的遊戲規則顯然比以前上軌道多了,」商社人士有感而發。
沿著日本商人走過的軌跡,韓國企業也積極利用亞運會的良機,想在大陸打開知名度。韓國在這次的亞運會中除了捐出四百一十一輛的小汽車之外,還投下一千萬美元左右的廣告費,以爭取在亞運會場及北京街頭撘設廣告牌的權利。
韓國的商社不久以前才透過在香港的分公司,在大陸設立了據點,但是基於大陸和北韓的關係,南韓這些據點的註冊不被允許使用本來的名稱。例如大宇登記的是皇盾開發香港公司,金星登記的是京樂企業,三星是星進公司,若不是這次的亞運會,他們一直也沒有「正名」的機會。
大陸中華工商時報的副總編輯尹克指出,八○年初大陸自國外進口的那批小汽車,到了明年就是汰舊換新的時刻,「南朝鮮選在這個時候送車正逢其時,也看得出他們的目的,」尹克說。
南韓的捐贈,事實上還有回報兩年前中國大陸參加漢城奧運的性質。那時候,韓國還很擔心中國大陸會因為南北韓的問題而拒絕與賽,「事後回想起來,中國大陸的參加完全沒有經過特別的協調就決定了,」韓國奧會理事李宗澤說,「所以聽到中國遭遇了困難,我們立刻向韓國企業界遊說,促成了這件美談。」
當然,最終的目的韓國還是想在政治及經濟上,突破和中共的現有關係。一名中共的官員證實,韓國大企業的首腦,包括大宇、現代、三星的會長,最近曾頻頻到訪北京,和當局談到一些鋼鐵及電子零件等大型投資計劃,更有傳聞指出,韓國打算仿效日本,貸款給中共作公共建設用途。「是南朝鮮自己願意和我們發生關係的,」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副司長初保泰的語氣冰冷,不太願意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除了對亞運會猛下工夫之外,南韓最近也常常邀請大陸的學者赴漢城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議,由他們提供豪華的膳宿,並安排做一些經濟建設的參觀。特別是與山東省只有一海之隔的韓國西海岸的發展,容易讓人產生許多合作上的連想,尤其是九月下旬從韓國仁川至山東威海衛的定期航船開航以後,漢城與北京的距離就更為拉近了。
一位九月上旬才從漢城訪問回來的大陸學者表示,他在漢城期間,剛好有一個韓國高階層的經濟考察團訪問了北京,曾與北京的領導人談到互設貿易代表處的問題而沒有結論,回國以後受到韓國新聞界的大肆批評。「貿易代表處都還沒有著落,相互簽證業務的辦理、投資保護協定的簽訂、飛機的直航等,都還是遙遙無期呢……!」他說。
但是,韓國一直嘗試要突破現況,政治上不行,從經濟上著手;經濟上有瓶頸,換從體育交流項目切入。韓國參加本屆亞運會的中國武術選手一行十九人,去年底至今年初,持觀光簽證就在北京集訓了一段期間,接受大陸所安排教練的指導,其他的體育交流也日益密切。
日本商社對韓國企業即將進入大陸巿場,認為多了一個有力的對手,不敢太掉以輕心。「或許韓國人視大陸是個推銷廉價韓貨的巿場,但是中國大陸可只是個勞動力多、購買力小的地方,」一位日本商人預警式地提醒。
<span class=’Doc’>台商可有大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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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日商的穩重,韓商的衝勁,回頭再看看台商步履的零星單薄,台商進軍大陸難道不需如日、韓有一套完整的策略?更何況台灣與大陸的經濟關係無法與政治切割,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棋盤上,任由台商各自為政的追逐利益,不僅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後遺症,在商場上也可能付出不小的代價。
這問題值得台商和政府當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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