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寬是北宋初期的畫家，活動在陝西黃土高原，黃土高原經過長年北方風沙的吹拂，山腳斜坡的地方都被淹蓋，山峰高聳。谿山行旅圖「巨碑式」的構圖，就是這種自然環境下產生的。「谿山行旅圖」嘗試在自然中建立起人的尊嚴和品格。同時也在大山大水中，感到人對自然的謙卑。如果把畫局部放大，也可以發現到，那一對驢馬人物在大自然的快樂。
谿山代表的是永恆的自然存在，而人只是其中的過客。范寬其實在提醒：不管是帝王將相或是販夫走卒，不管一生是偉大或卑微，在大自然中，就是一個過客。
找到山水和人的價值
范寬畫「谿山行旅圖」，相當於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年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樹立了人和大自然關係的典範：他說，晴天，人會把酒迎風、喜氣洋洋，但是如果霪雨霏霏、連月不開，心情就很鬱卒。人很容易受到外物影響，沒有自己本體生命，因此他思考到人的生命價值有何意義，他最後提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建立生命自主的本體性。
所以范寬的「谿山行旅圖」和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分別在繪畫和文學上，用幾乎相同的精神，樹立北宋理學「萬物靜觀皆自得」的精神。靜觀下來，找到生命的本體，屬於山水的生命值價和人的生命價值，都要被找到。在整個文明史上，第十一世紀初期的宋代，提出了這樣的人文理想。而這樣的人的理想，西方要晚到四、五百年後，在文藝復興中才樹立起來。這種理想無關族群，也無關政治，它是人在思考人的價值後，樹立起來的理想。
「谿山行旅圖」是全世界唯一一張有范寬名字的畫。所有有關范寬的畫，都要靠這張畫來考證，我們稱這張畫是孤本的原因，也在此。
現在大家都把范寬的「谿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及李唐的「萬壑松風圖」，合在一起談。因為這三張畫，是北宋初期、中期、末期中三張最好的畫。
繪畫反映時代精神
而郭熙的「早春圖」也是目前為止，唯一在畫上有年代可以斷定一○七二年前後中國繪畫風格的畫。那時王安石變法，年輕的皇帝宋神宗，面對歷代祖先給他永恆不變的體制壓力，因此他求變，不要再看范寬那種永恆不變的山水畫，他要看郭熙的畫。「早春圖」中是曲線、是Ｓ形的構圖，是春天剛剛要發出芽來將冬天趕走。我們可以在畫中隱約看到時代的騷動，一種時代在醞釀求變的精神。
到了一一二四年，宋徽宗認為人不只是活在政治、歷史中，應該追求對美的更高執著，因此開始追求一種聽覺和視覺上非常重要的感受。所以他畫院中的老畫家李唐，畫了「萬壑松風圖」，歌頌峽谷中風吹過松樹的感覺。松和風變成中國文化中重要的象徵，因為風吹過松是非常精緻的聲音，不靜到某種程度，是聽不到的。這一張畫是北宋末年，最好的代表作。
中國山水美術史的黃金年代在北宋，這三張畫說的，就是北宋從開國到滅亡的歷史，全世界找不到可替代的作品，這也是大家重視的原因。它隱含著中國文化最巔峰時代的象徵。
建立文化自信和尊嚴
台灣在經濟上經歷了繁榮奇蹟，但是精神上仍然惶惶終日，是因為台灣社會在經濟發展過展中，缺乏一種相對應的文化和哲學，使經濟發展有深厚的基礎。這個社會的信仰價值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我們不知道在富有之後，到底應相信什麼？做為生命價值的本體是什麼？
台灣這幾年不斷強調經濟奇蹟，講多了，好像在變魔術。但魔術只是短暫的，最後真正能使大家沈穩下來，相信未來可以在台灣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理想，絕對是文化和哲學的，絕對是美的理念、美的信念。
企業界這幾年非常支持文化活動。因為這些年他們在國外打拚，沒有政治和經濟的支援下，受了太大的委曲，他們發現，文化可以真正幫助他們建立文化自信和人性尊嚴。因此他們意識到，台灣要在國際上有一個可以被尊重的品格，文化必須站起來。
在政治上，宋朝雖然似乎受了很多委曲，但他們保有了文化的理想和品格。現在全世界對宋詞、文學、書畫的讚美，都是因為它保有了最高的人文品格。如果台灣在外交、政治上有這麼多委曲，我們能不能提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文品格」？在追求經濟之餘，代表台灣當代的生命理想，能不能樹立？能不能建立台灣人精神上的自信？
(作者為美術教育工作者，鄭一青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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