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喚起大行動

二十一歲的陳歆怡，從來就不是學校裡的風雲人物，也沒有所謂的「運動」經驗。但是老樹和公園有她太多「私密的情感和記憶」。從小住在公園旁，每個夏天的蟬聲，和亞伯樂樹迎風飄搖的黃花，早已是她生活中的應然。曾經，電梯大廈取代老平房，車子多得她再也看不到小時候玩耍的巷道。但是公園還在，老樹還在，她要留下他們。

「我喜歡這條街，我喜歡這樣的早晨，如果有一天這條街被改變的話，我會很難受，」於是陳歆怡用行動宣示她的想法。

她開始找里長，找施工單位，詢問任何改變的可能，但是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為了保住老樹，陳歆怡畫傳單，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並訂下六月十八號星期天，在公園召開說明會，動員居民聯署。

她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和她一樣關心，她相信關心可以造成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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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天內，陳歆怡找了小表妹和同學，一家家塞信箱。清晨起個大早，到公園裡和運動的老人說明情況，拜託他們星期天來聯署。下午跑到附近國小門口，等著參加畢業典禮的家長，晚上則拿著傳單去走街。

五百份傳單發完，開始有零星的關心回應，鄰居再介紹鄰居，在陳歆怡的家中，一群人開始討論救樹的策略和行動綱領。一場小小的革命就在永康社區動了起來。

聯署當天，小小的公園裡聚集了一百多人，設備很簡陋，小小的麥克風聽不清楚，一群人自然的圍成一圈。「我是很緊張的，但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靜，覺得那已經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在扮演一個角色，既然是發起人就應該有點架式，」陳歆怡的出現，感動了一些當場佇足的住戶，讓他們成為後來公園運動的義工主力。

王淑雅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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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雅的家就在永康公園旁邊，隔著一條馬路，公園的大樹直接遮蔭著王家的陽台，就像是陽台上原本就在那兒的盆栽。做了十幾年的家庭主婦，王淑雅生活裡就是丈夫、孩子和三餐，直到她成為搶救老樹的義工。

翻著她為永康公園事件整理得有條不紊的剪報，王淑雅激動地描述著，聯署當天晚上，她看到瘦小的小女生，竟然是行動的發起人，她覺得很慚愧，立刻帶著一家五口下去簽名聯署，並當下決定加入救樹的義工行列。

「當天晚上，我拿著聯署書，到附近鄰居一家家敲門，把情況轉達給大家知道，本來有些不好意思，從來也沒有這樣拋頭露面，沒想到大家都很憤怒，幾乎每個人都簽名。一個晚上，就有一百多個人聯署。」

王淑雅說，這件事情帶給她的震撼是，「以前政府在那裡做事情，我們也不敢說什麼，沒想到政府為我們做的事，可以是我們不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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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源鋼鐵經營企劃部任經理的黃振國，在永康街住了四十幾年，是真正的「老永康」，說起話來字正腔圓，條理清晰地陳述著他當上義工的心情：

「讀書人都有些理想，在目前的環境裡，一直覺得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已經超乎我們理解的範圍了。台灣各方面的亂，已經讓老百姓受不了，心裡面盡是無奈，不能改變什麼，只能累積不平衡的想法。以往也有類似的不滿，但是沒有人登高一呼，我比較被動，如果有人帶領，我願跟隨。」

之後，當然還有西藥房老闆娘、在美術班當老師的「飯糰」、賣二哥大的小可、劉媽媽、鳳珠……。

凝聚社區意識

五百多個名字的聯署，招喚來了市議員、工務局、都發局的會勘和協談。市政府當場同意停止施工，讓居民留下老樹和公園。

以陳歆怡為首的義工群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組成永康公園之友，決定定期發通訊。他們要凝聚好不容易發動的社區意識，進一步著力於改善公園品質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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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他們為公園旁原本要拓寬卻被留下來的四米道路規劃案，進行公投。由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胡寶林，以及交通顧問公司等專業人士，畫出各種看板海報，用最簡單的語言，為居民解釋將道路闢為人行道，或是單向通車兩案的優缺點，以及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近九百位居民，選擇了他們所要的人行道。帶著公投的結果，陳歆怡和八位居民代表，主動要求會見都發局長張景森，要求列為未來政府規劃的參考。

回想這一連串的過程，陳歆怡意識到，其實他們刻意把簡單的事情弄得複雜了，也許當初只要直接找張景森，就有改變的可能。但是很多人原本是並不關心社區的，而他們想營造出一種氣氛，讓大家覺得，只要投入，就有一份力量，因為每一個人都投入了，這件事是靠居民自己完成的。

分析永康公園成功的原因，陳歆怡認為，除了社區居民組成特性——中產階級、教育及生活水準較高，較有理性溝通的空間外，最重要的是，一開始就是由居民自發的。

「我們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我們不是由專業者看中，要來『伺服』這塊土地，」陳歆怡強調：一開始他們就握有主動權，只是現在加入各方勢力的支援後，要更謹慎的維持自主性。

從單純的救樹，到現今逐漸轉化成的社區運動，陳歆怡反省整個運動的意義：「我們不是要讓有能力開賓士的人，回家有更好的公園，更寬敞的停車位，這有什麼意義呢？而是要把社區弄得更有自主性、有活力、做一個示範，去回饋更廣義的社區。」

在義工小可悶熱的公寓小窩裡，一群過去住在附近，卻互不相識，因著永康公園而相交的鄰居義工們，坐在地板上，討論著中秋節的活動。他們想到好多社區裡可以做的事，有人提出要對附近炭烤店不當停車影響居民權益，進行蒐證，有媽媽們提出未來可以做「共同購買」，共同做環保的建議……。

「過去我們覺得該做卻不知從何著手的事，或是可行又怕麻煩的事，如今都這樣一件件推動起來，」王淑雅深有所感。

陳歆怡和永康公園之友的努力和成功，挽救的不只是老樹，更是許多人「做一點，就能改善一點」的信心。

陳歆怡：從封閉的世界走出來

在學校，我參加一個編報紙的社團「文人報」。一群文藝青年在一起，難免有一些愁緒、埋怨、失落，總感覺大學生好像在一種不切實際的，很奇怪的位置。好像是自己，而這種自己又很沒有個性，我沒有很實在在做什麼，既沒有對任何人有貢獻，我所擁有的「大學生」的頭銜，那也不代表什麼。

譬如說，我參加社團很用心，常常把刊物出版弄得很有使命，覺得同學們應該思考這樣的事情，做反省、調整。但還是有困境，雖然好像在實踐什麼東西，但是又覺得那好像有一點浮浮的、封閉的感覺。好像在和自己的而別人看不見的風車戰鬥。

發展出新的社會關係

我喜歡這條街，我喜歡這樣的早晨。有一天這個街被改變的話，我會很難受，那時候會很直接地感受到，如果你想要繼續自己很甜蜜、很自在的生活，一定要去宣稱我和這個環境脫離不了關係。一定會想要去維護，對這個環境做些什麼。

永康公園有讓我從封閉的世界出來的感覺。永康公園讓我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以前做什麼都走不出校園，同學的同質性很高，和社區裡認識的朋友不一樣，流動性很大。但是在社區裡辦活動，可以想得長遠一點，因為大家都住在這裡，那是一種更接近生活的部落情結。

我不認為我真的可以做很多，但是我至少可以去溝通，有所回饋。很多事情是被逼出來的，像去開會、去都發局、去接受媒體採訪。

開始做的時候，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起個大早，第一次和媽媽們並肩作戰，第一次去都發局。這些事情很新鮮，是一種學習，那不是一種知識、理論，是做了就學到了的，如做事的方法、和人溝通的方法與能力。

因為我在社會的人際關係拓展了之後，我個人的定位也會有轉換，以前我在家裡，我就是個妹妹，我就是一個學生，我就是什麼也不是，我知道我是什麼，但沒有人來確認。現在這種關係很好，很清楚地覺得我和別人的關係是有連結的，讓別人覺得我可以被託付，那種感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