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圈地熱　引爆農民抗爭

當私人廠商需要台灣農地時，是直接跟擁有土地的農民做交易。但若廠商需要大陸的農地，則須透過當地政府將「集體所有」的農地變更為「國有」土地，再予以承包開發。所以不管徵地理由是為公為私，大陸的農民都只能和強勢的政府交涉。

長期研究大陸地方制度的中研院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指出，對岸的基層官員追求快速建設，徵用土地毫不手軟，因為招商引資的績效攸關自己的烏紗帽。而且政治上不須對人民負責，只須對長官負責，結果就是地方政府彼此惡性攀比，上級將績效壓力層層加碼給下級，造成基層盲目圈地發展的現象。

雖然大陸的《土地管理法》規定了保障農民權益的補償標準和措施，但由於地方政府身兼球員與裁判，為了實現任期政績，官員的典型做法就是：以行政權強制徵地、公告程序做做樣子、補償盡量壓低。這就難怪類似騷動層出不窮。

廣告

《經濟學人》指出，中共近年銳意改革農村亂收稅費的積弊，成效斐然，但也迫使一直叫窮的基層政府挖東牆補西牆，在圈地上動手腳。徐斯儉指出，「分稅制」改革將七五％的增值稅給中央，地方只剩二五％，使基層財政雪上加霜。所以有時徵地補償金留中不發，是不得不挪為他用，並非全是單純的貪腐問題。去年八月以前欠發的徵地補償金就有八十七．四億人民幣。

對大陸農業有深入研究的師大政治所副教授施正屏認為，日益尖銳的反徵地抗爭，凸顯了「新三農問題」的迫切性，亦即無地農民、失地農民、和外出打工農民的問題。

大陸農業部的資料顯示，全國的農業勞動力為三．二億人，但農業實際需要的勞動力為一．七億人，因此有一．五億人其實處於隱藏性失業狀態。按大陸的政策目標，二○一○年須將這些隱藏性失業人口移出農村。

廣告

但施正屏根據計量模型推估，這段期間大陸農業部門勞動力能移轉到二、三級產業的就業人數只有三七六一萬，就業缺口將超過一億人。未來失地農民的就業環境會更嚴苛，他們對徵地的抗拒也會更大。

農民抗爭可能延燒到台商

二○○四年去過大陸六趟的施正屏對大陸農村有多次第一手觀察，他指出從九○年代開始，台商透過大陸地方政府將許多農地圈而不用，日後再把土地使用權賣給其他外商賺差價。根據中國大陸副總理曾培炎的談話，二○○四年五到八月間，就有三分之二開發區因圈而不用被撤併。

台商炒地皮的行為已經引起對岸農民的反感，施正屏表示，這種負面形象若持續下去，未來的農民抗爭就可能延燒到台商。

政大東亞所助理教授耿曙則比較樂觀。他表示，面對徵地浮濫的現象，二○○四年十二月中共國務院公布了新命令，嚴禁農地拆分審批，力行總量管制，確保基本農田。耿曙實地走訪對岸後發現，昆山市政府已調高廠商圈地的門檻，國家級農地每畝價格升至五十萬美元。

廣告

如此一方面可杜絕胡亂圈地，二方面可鼓勵高產值企業進駐、三方面可增加對失地農民的補償。「這些措施可以緩和未來失地農民的抗爭，」耿曙說，「不過到大陸投資的土地成本增加，中小型台商會比較吃力。」

土地和農民問題，向來是中國歷史上政權興衰的關鍵。無論中共如何安頓這為數龐大的農村人口，顯然台灣都不可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