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憤怒　瞄準向右走的台灣

台灣所有就業者，每月平均經常薪資，十年間成長一三％；但是職場新鮮人的每月平均經常薪資，去年為二四○○六元，比十年前的二四○一四元還低。

薪資M型化的發展，年輕人的處境愈來愈不利，他們不再漠視結構的不公平。

以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為例，兩年前，原本是為青年勞動者爭取工作條件而集結的非正式學生組織，卻因需求大增，去年十月正式成為社團法人。

九五執行秘書，台大畢業生莊雅涵曾參與法國的交換學生活動，當時她目睹法國學生對無薪實習問題的反對行動，意識到一個國家的政策對年輕人自信的影響。「在那麼重視社福的國家，社會仍努力幫助年輕人的工作權益，」莊雅涵於是投入九五的活動，起身行動，不再只消極地為找工作恐慌。

不久前的五一勞動節全國勞工遊行隊伍中，北中南的青年團體以「青貧階級的五一遊行」，標示新世代對政府的不滿。

但就業市場中弱勢的學生，不只關注自己，他們也開始為弱勢的農村、人權等議題發聲。

他們抗議從扁政府到馬政府，一路向右轉，討好富人，拉大貧富差距的財稅與經濟政策。

而近來吵得沸沸揚揚，高達千百億預算的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更引起一批知識份子的關注，深怕農地無法保留，而是被財團開發。

反對運動陸續在各處點燃，是否代表中間階級敦促政府改革的力量起來了？

新反對力量有待凝聚

羅文嘉分析，八○年代人們因不滿威權而起身追求民主；這一波起身的則是薪水階級、學生階級、知識份子，對自身與弱勢者的關懷。

社會這股憤怒的新聲音，究竟是快閃式的熱鬧喧嘩？或如八○年代社運，能有效影響公共政策？

清大社會所副教授吳介民表示，目前眾聲喧嘩，但大大小小的團體各自行動，力量分散。

曾參加學運的吳介民卻不悲觀。他說，一九五○年代歐洲跟美國正處於安逸的消費時代，沒想到十年後，自己的下一代會上街反戰和反體制。

政大台文所所長陳芳明則較悲觀。他認為，中間階級是促成台灣民主走向更公平與進步的動力，但現在中間階層主要仍關心生計，尚未凝聚足夠的改革勢力。

台大國企系學生、野草莓參與者上官良治，看到青年關心公共事務，卻困於組織鬆散。他認為，必須強化組織和文宣，才能喚起更多人關心。

無論這股新憤怒的聲音，能否在短時間促進社會的進步，可喜的是，這股批判力量無關統獨、無涉黨派，慢慢出現獨立的公民力量，不再被兩黨的意識型態挾持。

馬政府一週年後，這股反對台灣持續偏向富人、向右轉的聲音，未來會向政府發出更多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