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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學人智庫調查，學生身心健康（well-being）將是培養未來技能的關鍵。經濟學人智庫去年針對全球15國、762位教育者的研究顯示，有八成教育者認為情緒健康是學生習得基礎能力的關鍵。
「教育需要更重視個別學生的身心狀態。」微軟亞太區K12數位教育轉型與策略長艾頓・麥卡錫（Aidan McCarthy）指出，未來的學習將更重視個人化，校園、老師的科技能力將扮演關鍵角色。
身高170幾公分、一頭銀白短髮的麥卡錫，擁有超過20年的教育科技管理經驗。說著一口澳洲英文的他，擔任老師超過15年，從1990年代就開始協助學校執行多項科技計畫。除了多次進出微軟，他也曾任職於蘋果電腦的教育團隊，協助建立科技推廣策略。
為了獲得第一手推動變革的經驗，他花了近3年的時間，推動西澳天主教教育聯盟（Catholic Education Western Australia）的數位轉型，幫助轄下162所學校的老師，形成一個相互協作的教學社群。
他接受《天下》專訪，分享老師可以如何運用科技幫助學習，教師的角色將產生什麼轉變，以及領導者推動教育轉型的成功祕訣。
以下為專訪摘要：
我們在各國看到一個很大的改變，企業，特別像是電信業或科技業的大公司，正在開始設立自己的大學、訓練自己的人才，因為他們不認為目前學生具備產業所需的工作能力。
許多國家開始思考21世紀的技能，新加坡和芬蘭都是很好的例子。新加坡在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仍然名列第一，但他們正在重塑新課綱。芬蘭兩年前已經做了，而且成效相當好。很明顯的，即使像新加坡這樣重視標準化測驗的國家，也開始重視新時代所需的技能，像是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面對劇烈變遷，一個國家需要自問：「未來10到15年，我們想要到達什麼樣的地方？」然後再據此思考，接下來的12年國教應該要是什麼樣子，我們有在為眼前孩子的這12年做準備嗎？
對台灣而言，學生的升學歷程，還有大學希望學生具備的能力，是不是足以讓台灣邁向你所期待的未來？
我們要培養的是未來所需的能力，像是批判型思考、創造力、好奇心，需要的是問題導向式的學習，但現行的教學和評量方式仍然相當傳統，透過科技學校能夠提供更個人化的學習體驗。（延伸閱讀：21世紀老師的13個角色）
一個教室不同學習方法 不再是不可能
我們知道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個體，有的孩子看影像學得比較快，有些人要靠動手做或親自體驗，有些人則需要時間自行閱讀，每個人都不一樣，應該因材施教。然而，一個老師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能為所有人提供個人化的學習，如果有更多資源、更多關於孩子的資訊，就能開始用數位科技協助老師。
舉例而言，可以在教室放幾台電腦，讓一部分學生透過電腦完成課堂活動，老師可以集中心力幫助另一群學生。在科技輔助下的教學，是在同一個教室中，提供不同學習方法。（延伸閱讀：電腦搶工作時代 老師們，請變身）
另一個教育科技的應用是補救教學。全世界老師包括台灣，都會面臨的狀況是要在一定時間內把進度教完，沒有時間補強少數學生的弱項，久而久之學生之間的落差只會越來越大。
如果學校具備夠強的數位能力，人工智慧可以及早發出警訊，讓老師知道有哪些學生開始跟不上了，可以讓他們多做哪些練習或活動來增加理解。
當教育本質開始回歸到以學生為本，教學會更強調如何引發學習動機，例如麻省理工學院開始引入專門授課的講者（presenter）。多數大學教授是特定知識的專家，但他們受的訓練不是老師的訓練，因此不見得擅長教學。
MIT已經引入厲害的演講者，這些演講者是呈現和溝通內容的專家，更能引發聽眾的熱情，學校讓他們來講授課程內容，教授則負責解答後續的學生提問。
好老師真正在意的 是在他面前的學生
除了教學，評量教育成果的方式也將產生典範轉移。在競爭導向的文化，多數學校在意的是成績，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並不被視為同等重要，我認為這樣的優先順序需要被改變，把學生的福祉（well-being）看得更重要，有助於他們成為21世紀的人才。
老師的角色將變得更像教練，而不僅只是授課者。對於年幼的小小孩來說，老師的陪伴、關懷還是非常重要，等到他們長大一點，開始有自主性之後，就可以嘗試找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
老師的任務就是在過程中幫助他們，因此除了教授知識，還要能辨認孩子的學習風格和身心狀態，並在過程提供適當的支持。（延伸閱讀：從臉書、蘋果拿到22億元的矽谷創投家：科技無法取代老師的拍肩打氣）
當然，學校之間的競爭永遠都會存在，但當我們討論的是個別孩子的學習和身心健康，這不是教育者應該競爭的地方，好老師在意的是在他面前的學生，如果能夠幫助學生，他們通常會願意試試看，通常他們缺乏的是把事做好的工具和資源。（延伸閱讀：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未來，「能做什麼」比學業成績重要）
學校改革失敗 因為見樹不見林
在我看來，運用科技的挑戰一直都在於發展願景和相應的策略。教育一直都是保守的，但我們需要認清自己今日所處的位置，還有未來10到15年後想要成為的樣子，然後才能更好地規劃通往未來的旅程。
過程中策略是關鍵，很多學校系統的改革失敗了，他們想要的改變並沒有發生，因為領導者一次只鎖定個別的一、兩件事，像是單純只是把課綱數位化。
當你從整體、全面性的觀點看待教育數位轉型，改變才會發生，像是合適的學習系統、組織上的變革管理、改變評量學習的方式，甚至是確保所有學生都有接觸教材的管道。
領導者要做的，是要能推動和管理變革。我們需要拋開選舉，開誠布公地徵詢社會大眾，了解人們希望從教育中獲得什麼，同時回顧和反省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無效的，去引導決策者，從現在走向我們需要到達的地方，這個過程需要妥善規劃和支持。
其中也包括創造好的架構來引導行為，像之前提到學生所學不符職場所需的問題，某方面來說不能完全怪罪大學，大學教授如今需要生產很多論文、累積發表，他們也有自己的限制。關鍵是大學需要重新定義好老師的標準，然後其他的事情就會順著這件事發生。（延伸閱讀：建中、台大畢業為何不滿？Q School劉庭安：老師還在教90年代的東西）
好的教育制度 讓不同類型人才都有機會
當世界正在快速轉變，教育和升學體制都需要變得更彈性、敏捷，才能應付未來的挑戰。
當你要14、15歲的學生做選擇，最後做決定的人多半是家長，然而多數家長的經驗都是來自更早之前的世界，這代表學校組織或學生升學的管道，需要能快速調適，才有辦法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領導者在決策時，也更需要納入教育界以外的聲音。舉例而言，如果你讓來自微軟的代表參與討論過程，用意是做為一個代表，提供我們看待人才的見解。
另一方面，教育體制應該要讓不同類型的人才都能發揮所長。在澳洲，原本應該念技職的學生進入學術導向的大學，只能在這樣的體制裡掙扎，但如今因為人才短缺，水電工和木匠反而可以獲得比醫生更高的薪水。
這是芬蘭做得很好的地方，他們的教育制度讓不同稟賦學生都有選擇的機會，可以選擇技職型的課程，也可以選擇大學型的訓練，但兩種路徑最終可以合流，當你離開學校時，仍然可以選擇要走什麼樣的路。（延伸閱讀：芬蘭教改 如何打造新課綱？）
越來越多國家都必須引入國外人才，以滿足對技能的需求，我們必須認知到，一個經濟體需要各式角色，才能順暢地運作。（責任編輯：吳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