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商學院視為一家公司,院長就是這家公司的CEO,只是他所領導的,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組織:團隊成員是一群專業能力強、高度自主,不能以考績、薪資驅動的教授;服務的對象,從二十多歲的大學生、國際學生,到已經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企業CEO,背後還有超過三萬名校友,以及社會對管理學院培養下一代領導人才的高度期待。
2025年接任台大管理學院院長的陳家麟,人生本身就是一段不斷跨界的旅程。從花蓮出發,進入台大機械系,赴美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科技政策碩士,與伊利諾大學管理博士,再取得加拿大皇后大學終身教職後,於2015年選擇回到台灣,先後帶領GMBA、EiMBA與EMBA等不同學程,橫跨國際人才、創業者與企業領導人等不同學生族群。
面對AI快速發展、台灣企業遭逢地緣政治與世代傳承接班的挑戰,管理教育應該如何改變?當領導者沒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權,又該靠什麼帶領一群專業有主見的人共同前進。
本集《CEO的修煉場》,由《天下雜誌》共同執行長吳琬瑜專訪台大管理學院院長陳家麟,談他如何將管理學院視為一個雙邊平台,也談AI時代的領導者,為什麼不能只會使用工具,更要具備判斷答案的智慧。
問:你從花蓮一路考上台大機械系,到美國名校攻讀科技政策,取得管理博士,在加拿大取得終身教職,什麼原因,讓你決定回到台灣?
答:2015年決定回到台灣,很大的原因是父母年紀漸長,對華人社會來說,照顧長輩、陪伴父母,始終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一個是我在國外已經教書十多年,2012年、2013年間,也曾有機會回到台大擔任客座教授,當時我在台大管理學院教授企管碩士相關課程,也接觸到全英語授課的專班,那段經驗讓我開始思考,雖然自己在國外的發展也不錯,但如果有機會回到母校,教導台大的學弟妹,影響年輕學生一生的學習與選擇,這可能是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
對我來說,教授原本是一份職業,但慢慢變成一份志業,一路走來,能陪伴學生找到方向,是一件很愉快、也很有意義的事。
問:從工學院跨到商學院,最後走上教職,這中間其實是很大的轉換,當時心理上的轉折是什麼?
答:我常跟大學部學生說,不用急著做生命的選擇。人的生命很長,內在與外在環境都會改變,產業裡最前沿最熱門的課題會改變,企業用人思維也會改變。
一開始覺得,當工程師是不錯的事,但後來發現,相對少了一點人文素養,跟以人為本的價值,進到管理領域後,我發現它有個很有趣的結合,像我以前修課時,特別喜歡組織行為課,因為它探討的是工程師比較少思考的心理層面,人的心理狀態,如何影響組織結構、組織表現,甚至組織成長。
這些學習讓我的眼界打開,也讓我覺得,管理這個領域如果結合原本的工程背景,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都能讓我激盪出更多火花。
不靠KPI驅動人才,領導者要提供資源與舞台
問:在《CEO的修煉場》裡,我們不只訪問企業CEO,也曾訪問台大醫院院長余忠仁,不論醫院或學校,領導者面對的都是高度專業跟自主的一群人,你不能幫教授打考績,也不能用人事任免管理,面對這樣的組織,你怎麼帶領這群自主性高的教授一起往前走?
答:現在的管理或組織型態有很多不同模式。如果讓我選擇一種模式來形容管理學院,我們比較像是一個跨邊平台。
平台的一邊是學生,另一邊是老師。如果從平台經營角度來看,這個平台必須讓雙方都能受益。管理學上叫做「正向跨邊網路效應」,意思是更好的學生會吸引更多好的老師,更多好的老師也會帶來更多好的學生,呈現一個正向循環。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待管理學院,行政工作者的角色比較像是平台經營者,我們要怎麼讓平台的效率最大化,要做的是提供最好的環境。對學生來說,是最好的學習環境,對老師來說,則是最好的研究與教學環境,當兩邊的資訊、學習與互動都能更有效率進行,並持續提升,就有機會產生正向跨邊網路效應。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問:如果管理學院是一個能產生正向跨邊效益的平台,領導者要做的是什麼?因為你不能用薪資、職位或KPI驅動教授,要如何讓大家跟你有共感,願意一起往前走?
答:先從老師端來看。台大的老師,或我們管理學院的老師,本身動力就很強,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提供足夠的資源,特別是台灣的薪資結構,和國外競爭者相比,仍然相對弱勢。所以,這幾年也很感謝教育部、國科會跟政府提供許多資源,同時我們也很努力去募集資源,讓學院在育才、攬才、留才上,可以做得更好,留下足夠好又強的師資。
學生端也是一樣。每一代學生的學習狀況都很不一樣,因此我們要提供足夠的支持,包括教學上的軟硬體資源,以及學生與業界的連結,甚至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心理或生涯上的問題,也有相應的輔導與支持,讓他們的學習過程更順暢,更清楚自己可以往哪裡走,進而實現夢想。
當我們在老師端與學生端都投注足夠的關懷與資源,接下來就會像前面提到的網路效應一樣,兩邊自然產生正向效果,彼此帶動、持續成長。
所以,領導者要做的事情,是在雙方都提供足夠的資源,讓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更有效率,也讓整個平台可以持續成長。
每一代都有名師,台大管院要打亞洲盃、世界盃
問:台灣正進入企業傳承與接班的重要階段,EMBA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台大管理學院同樣面臨世代交替,這兩年不少資深名師陸續退休,另一方面,外部也出現很多企業學習平台,面對傳承與外部的教育競爭,你怎麼看?
答:我分成兩個部份,先從老師來看,有很多前輩是我非常尊敬、崇拜的老師,但我的看法是,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名師。像李吉仁老師過去曾進入鴻海,協助企業轉型與策略規劃,葉疏老師曾到中華電信擔任財務長。
但比較鮮為人知的是,新一代老師同樣已經深入企業現場,例如,會計系的許文馨老師現在也在中華電信擔任財務長;資管系也連續有老師被借調到台積電,協助流程優化與策略提升,包括資管系現任的系主任盧信銘老師,以及李家岩老師,管理學院有非常多優秀的新生代老師,在師資傳承這部份,我並不太擔心。
第二個是外部競爭。現在台灣除了各大學都有EMBA、EiMBA或不同形式的企管碩士在職專班之外,也有媒體、企業品牌投入各種訓練課程,但我不認為我們應該把這些機構都當成競爭者,大家可以一起朝提升台灣高階管理教育的方向前進,更重要的是,台大管理學院不能只滿足於當「local king」,而是必須走向亞洲跟全世界。
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好。像我們的EMBA在國際權威機構Eduniversal 評比中,連續兩年獲得遠東地區第一名,EiMBA創業創新MBA今年也進入排名,拿到遠東地區第三名。這些成績代表的,不是我們要陷入台灣內部競爭,而是希望帶領整個台灣的管理學教育領域,一起打亞洲盃跟世界盃。
問:台灣企業走向亞洲到全球市場,不只面對事業成長,也要處理人才與跨文化管理的挑戰,你過去擔任EMBA執行長,接觸許多在各自領域有一定成績的專業經理人、創業家或CEO,到這個階段,如果想再往上突破,最需要補足哪些能力?又能從中學到什麼?
答:我在EMBA開學典禮時,都會跟新生講一句話,我們要訓練的不是經理人,而是領導者。經理人跟領導者不同之處在於,他在特定專業領域累積很多知識與成就,但領導者要有綜觀全局的能力。如果要歸納,我認為有三個很重要的能力。
第一,是歸零的能力。我會提醒他們,來到這裡,希望你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偉大,我們常常強調第二曲線,不管是個人或企業,如果沒有能力把第一條曲線歸零,就很難真正走向第二條曲線。所以,重新出發願意歸零,找到下一條成長曲線,是第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第二,是跨域的能力。EMBA常講一句話,把老師當朋友,把同學當老師。因為每位同學都來自不同領域,有些是醫生、有些做電商、有些是外商主管,也有來自零售或其他產業,每個人都可能是你的貴人,也是你的學習對象,當你不再只有單一專業領域的知識,開始有跨域的知識,在做創新或組織改造,就會有更多動力。
第三,是國際化的能力。我們希望學生不只是成為台灣的local king,而是有能力帶領台灣企業走出去,同時帶動企業轉型與升級。
問:今年是台大EMBA成立30週年,如果用一句話形容這個30年的組織,你會怎麼定位?未來又希望走向哪裡?
答:我會用三十而立來形容。過去30年,台大EMBA培養台灣不同領域的優秀人才,不只是企業管理,也包括政商等,累積非常多優秀校友,這是我們很自豪的地方,也是前人為我們留下的重要成就。
但接下來的挑戰會很不一樣,現在市場與科技變化非常大,像人工智慧、永續發展、地緣政治,都是必須面對的新課題,所以,我們希望進一步提升學生面對新知識、新領域的能力。
從海外訪學到創業實戰,重新定義管理教育
問:台大管理學院除了EMBA,也有GMBA、EiMBA,外界對這幾個學程的差異不一定熟悉,可以先介紹三者各自的定位嗎?其中GMBA採全英語授課,也招收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這樣的設計,是否也和近年台灣企業加速全球佈局,特別是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產業成為全球重要核心有關?
答:除了大家比較熟悉的EMBA之外,台大管理學院還有GMBA。GMBA全名是Global MBA,是全英語授課的MBA學程,每年約招收30位台灣學生與3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學生,我們也觀察到,台灣有不少在國外接受教育的年輕人,尤其是企業第二代。
這也的確和台灣企業近年加速全球佈局有很大關係,以台積電為例,雖然大家都知道它是台灣的護國神山,但現在台積電也正在全球進行佈局,台積電長期和台大管理學院合作,會派他們的主管以英文來為學生授課,一方面可以第一手接觸年輕優秀的人才,未來成為他們的員工,另一方面也協助我們培養更具國際視野的人才。
不只是台積電,過去也有企業從GMBA找到適合的國際人才,例如富邦曾在台灣找到經理人,再派往越南。中華電信在東南亞國家的經理人,也是從GMBA中找到合適人選,來自當地的學生,到台灣接受教育後,再派到東南亞國家發展,這是很好的過程。
台灣很多企業也希望往海外發展,GMBA就扮演也培養成為企業尋找國際化人才的人才庫。
問:GMBA比較著重國際人才培養,EiMBA則聚焦創新創業,可以再多分享一點,EiMBA在課程設計上有哪些特色?希望培養學生什麼樣的能力?
答:EiMBA今年是第10年,一路走來,我們一直希望以創新與創業為主軸,協助個人與企業升級跟轉型。
它和傳統課堂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特別強調「行動學習」。傳統課程是老師在台上教,學生下面聽跟抄筆記,如果真的要做創新創業,光靠老師教是不夠的,必須透過實際經驗去學習。
所以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課程設計,包括海外訪學,也有一門很特別的「創業專題」課,讓學生真正從零走到一,將學生分組之後,開始從規劃產品、做原型、進行市場驗證,到募資行銷。我們也會提供平均每人十萬元的創業基金,讓學生真的把創業這條路完整走過一次,過程中,還會邀請業界的業師,包括知名創投,以及本身有創業經驗的學長姐,手把手陪著學生走這條路,同時要不斷回來報告進度,每次檢視都很真實,也很嚴格,不會只是拍拍頭說,你做得很棒,而是直接面對市場和企業發展中會面臨到的問題。
我們希望學生從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中學習,也培養很多規模或許不大,但很有潛力的新創公司。
AI時代,領導者需要的是決策智慧
問:未來10年、20年,你覺得台灣最需要什麼樣的領導者或創業家?特別在AI快速發展,以及許多企業正面臨二、三代接班的情況下,管理教育可以怎麼協助企業面對下一階段的挑戰?
答:我分成兩個部份,第一,是未來的領導者需要具備什麼能力,在AI時代,人工智慧不只會對管理教育帶來很大的挑戰,也會改變整個企業管理。
現在已經不只是要不要用AI的問題,我在課堂上常強調一個概念,叫做「decision-making wisdom」,也就是決策智慧,這是AI沒有辦法取代的能力。
我和簡立峰博士討論時,他說,管理者現在很重要的事情,是要站在AI的對立面。因為現在有太多AI工具,會給你各種不同答案,身為管理者,必須要從這麼多工具和答案裡,判斷什麼是真正適合自己的企業,所以,怎麼評估AI帶來的效果,它提供的答案是否可信,反而是目前商學院比較少討論。
我們最近的研究,也會看大語言模型是否存在歧視,例如在DEI議題上有沒有種族歧視,AI產生的答案會不會出現漂綠行為。未來管理者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AI要不要用,而是要知道哪些工具、答案或AI產生的結果,真的能幫助企業降本增效,也是未來管理教育需要看重的事情。
第二,是家族企業的傳承與接班。台灣有很多企業正面臨第二代、第三代接班,我們的EMBA、EiMBA、GMBA裡,也有不少來自家族企業的二代、三代。家族傳承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在EMBA也有家族治理的課程,會重新思考家族、股權與經營權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件事沒有標準答案。
如果第二代、第三代本身對既有本業沒有太多興趣,可以鼓勵他們去嘗試新的事業,也可以考慮讓專業經理人來經營,透過完整的家族治理與制度設計,其實有機會讓家族、接班世代與企業本身,都找到更適合的位置,達到雙贏甚至是三贏。
問:你觀察現在企業家對接班的想法,有比過去更開放嗎?以前多半希望把企業交給家族成員,現在對於股權與經營權分開,企業主的接受度有提高嗎?還是實際上仍有不少挑戰?
答:還是因人而異。有些企業領導人確實比較希望由家族成員接班,但我接觸的家族企業第二代、第三代,反而對家族事業有很強的承諾感。
我最希望在二代、三代身上看到的是「熱情」。這個熱情,一方面是對家族企業本身的熱情,即使他從國外名校畢業,家裡做的是傳統產業,他還是希望家族企業可以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是對創新的熱情。他知道原本的產業可能已經碰到一些瓶頸,也希望把自己在外部學到的東西帶回來,協助家族企業轉型升級,甚至走到下一個階段。
當然,也會有二代、三代對原本的事業真的沒有興趣。這時候就應該回到治理本身,重新思考家族、股權與經營權之間要怎麼安排,只要事前有完整的規劃,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本土企業走向全球,人才與跨文化管理的挑戰
問:台灣有世界級的工程與技術人才,尤其半導體產業已走在全球前列,但當企業走向海外,挑戰就不只是做貿易、供應鏈,而是要在當地建立組織、管理人才與文化,你認為台灣企業要補足哪些能力?
答:可以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人才。領導者如果能善用同時了解台灣,也熟悉當地市場的人才,會是很好的進入方式,像我們GMBA的學生來自東南亞、東北亞,也包括歐美、中南美洲與非洲等不同地區。
所以,人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在當地文化中成長,要進入這個市場的視野多少會有些限制,這些限制不是不能克服,只是需要時間,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企業的人才佈局,找到真正能連結當地市場的人。
第二個層次,是高階領導者本身的思維要改變。很多我接觸到的EMBA同學,在台灣都已經是local king,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但要進入新的市場,採用新的商業模式,甚至面對典範轉移時,領導者必須重新思考策略,也要更靈活地運用國際人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非常重視海外訪學,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很多國家的介紹,但真正走進當地和企業及大學互動,是完全不同的經驗,像是我們到韓國高麗大學,當地教授直接跟學生分享韓國的經濟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與產業變化,也安排到三星、Line總部等企業,和當地經理人直接交流學習。
未來的管理教育,不只跨域,更要做到跨境學習,這對台灣企業走向全球來說,是趨勢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問:如果卸下台大管理學院院長的職務,你最希望大家記得你這一任做了什麼?或者說,你最想完成的志業是什麼?
答:有一些硬指標是我們會努力去做的,包括學院排名或硬體建設,目前管理學院正在推動三號館,因為AI時代,教學空間的需求也和過去不同,例如AI教室對電力與設備的要求,不是傳統教室可以負荷的,所以硬體建設的升級也很重要。
但如果真正希望留下什麼讓人記住,我還是會回到一個教育工作者最根本的角色,我希望我們真的能影響或協助每一位學生,讓他們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夢想,也協助管理學院可以持續往亞洲頂尖,世界一流的目標前進。
至於最後大家記得的是我,還是整個團隊,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對一個老師來說,最大的欣慰,是留下屬於管理學院的風骨。
VUCA時代,企業需要的不只是供應鏈韌性
問:今年是台大EMBA 30週年,也和《天下雜誌》合作,邀請重量級講者從地緣政治、AI與領導等面向進行分享,可以談談這次30週年計劃的內容,以及你們希望透過這次合作,帶給企業界哪些思考?
答:我們正處在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時代,也就是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與模糊性,不論對個人或企業,都面臨很多未知的挑戰,因為沒有人能夠很確定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的韌性就變得非常重要。一般談到韌性,大家可能先想到供應鏈,但我認為不只是供應鏈,還包括整個組織本身有沒有能力面對變化承受衝擊,並持續往前走。
所以,在EMBA 30週年這個重要時間點,我們也希望透過和《天下雜誌》的合作,讓台灣產業界對地緣政治、AI、領導與組織韌性有更深入的理解,進一步思考,企業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應該如何提升與準備。
問:上一集來賓是宏碁資訊總經理周幸蓉,他的問題是:如果可以回到你剛開始當CEO的第一天,你最希望做的是哪三件事?
答:第一件,是人才培育。因為人才是一切成功的根本,從大學部、一般碩士,到GMBA、EiMBA、EMBA,我們都要持續優化教育環境。
第二件,是提升社會責任與影響力。我希望管理學院的學術研究與教學成果,不只留在校園裡,而是能帶動台灣企業與產業升級轉型,所以我現在也在推動,希望成立類似智庫的組織,針對台灣的總體經濟、產業政策、AI發展,甚至國際化等議題,定期提出建言,也進一步思考和企業、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件,是回到根本。也就是把教學、研究,以及對學生的關懷做好。教育的本質,就是要顧好每一位學生,從課程設計到軟硬體建置,都要持續優化。我們希望在AI、永續與地緣政治競爭愈來愈激烈的時代,可以具備足夠的競爭力,也讓台灣的管理教育能持續向上發展。
(責任編輯:陳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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