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方君竹很討厭記者。
就讀政大企管系時,路過傳播學院,他轉頭告訴身旁同學,「台灣媒體就是被這些人搞爛的,」當時他一心想進外商,然而,實習階段卻發現,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後來,方君竹申請到德國當交換生,正值歐洲難民危機,他開始關注國際媒體,並忽然轉念,想成為一個深入現場的目擊者,「我想站在世界第一線,體驗歷史發生的現場。」
回台後,他不改商學院的習慣,寫了企劃提案給父母,「我想當專題記者,我想去雜誌,像是《遠見》、《天下》,我想做有深度的報導。」
父母同意後,方君竹考進台大新聞所,人生轉了第一個彎。
讀了新聞所,他自嘲以前很無知,「我自己也沒看什麼好新聞,只是罵媒體爛而已,」這個親身體驗,觸發他想打破這道高牆。
2018年九合一公投,他與同學一起創辦「公投翻譯蒟蒻」,用懶人包與短影音解讀時事。然而,當時一項調查顯示,青少年最嚮往的職業是直播主或網紅,記者敬陪末座。
基於這股不服氣,當他因「公投翻譯蒟蒻」受邀到學校演講,就開始從媒體識讀角度,解釋所謂「媒體亂象」。隨後到公視實習,方君竹主動提議,將演講簡報轉為YouTube影片。
這個名為《記者真心話》的系列影片,原本只想拍兩集。沒想到,第一部就破百萬人觀看,他的人生再次轉了彎,「一個默默無名的人,剪頭髮都被髮型師認出來。」
影片爆紅背後,與他的商學院背景有關。
要怎麼讓觀眾不想轉台?
企管系的訓練,強調要有對象感,所以,方君竹製作影片,很在意觀眾是否能接住訊息,他設定的目標是商學院老同學,「這可能是他們今生唯一接觸相關議題的機會,必須設法讓他們不要轉台。」
另方面,他善用「電梯提案」技巧:假設與對方一起搭電梯,如何在極短時間內,讓對方買單?腳本完成後,方君竹會「沙盤推演」:觀眾看到這裡累不累?資訊負荷多大?是否需要插入音效、迷因,或兩秒鐘留白?
成為《報導者》影音製作人後,他盡量讓任何議題都創造「關聯性」:談媒體亂象,他會反問「是否願意點閱好新聞?」談非法跨境器官移植,他會連結到「如何簽署器捐同意書?」
此外,他經常採訪文字記者:「10年後回想這個題目,你會記得什麼?」盡量讓記者變得更有人性、距離觀眾更近,同時讓大家看見採訪報導的艱難。
曾經立志專攻資料新聞與數位敘事,誤打誤撞變成影像創作者,甚至被視為網紅。方君竹並不在意,「叫我記者也好,網紅也好,YouTuber也好,或是Healer(療癒者)也可以。」
方君竹提出尖銳觀察:過去,新聞媒體與傳播教育只解決資訊需求,對讀者的情感需求缺乏同理能力,「幾乎是零情感陪伴。」這正是AI與網紅崛起的重要因素,因為兩者都提供大量情緒價值。
他認為,與其糾結於記者和網紅的身分差異,更重要的是,學習全新的敘事方式。
新聞不能「零情感」
他不排斥向YouTuber學習,剪接節奏、鏡面構圖、音效設計、鏡頭語言,「同樣是半身構圖,電視台會用長焦拍,比較有距離感,YouTuber就是相機拿起來直接拍。」
另一方面,方君竹深刻感受影音報導的題材限制,如代理孕母、兒少性剝削等倫理思辨議題,很難有現場、有畫面,有時不得不割捨。
短影音的限制則更大,「千千萬萬要斷捨離,」取捨過程中,方君竹經常掙扎。例如,前陣子高德地圖的爭議,他原本更想探討「國安威脅」,但因素材畫面的考量,只好以「個資威脅」為主題。
談到AI的威脅,方君竹認為,AI不會取代記者,實地採訪的情感連結仍然比較強烈。但他認為,媒體商業模式正遭受衝擊,尤其是「新聞液態化」。
面對AI與網紅左右夾擊,新聞媒體如何挖出護城河?方君竹認為,除了第一手採訪的現場感、記者的人格溫度,最重要的是「發掘議題的能力」與「組織協作把關」。
此外,他建議,媒體要跟AI抗衡,需要一點同理心——並非討好觀眾,而是在說故事過程中,同時照顧讀者的情感需求,讓閱讀的心理負擔不要太大。
25歲成名、跑過200場校園演講,如今,方君竹自嘲,「我現在不紅了,但這樣比較舒服,」曾被研究所老師形容是「熱血青年」,他照樣坦承,「我也有職業倦怠。」
但是,方君竹還是想當記者,「我不希望世界變得很疏離,我真心希望,大家不要獨善其身。」
(雜誌原標題為:方君竹打破媒體牆 用企管邏輯救新聞/責任編輯:趙珮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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