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東京中央線的電車上,我正向隔壁的中國朋友解釋他接下來的轉車路線,抬眼看地圖時,突然看到坐在對面的一個日本男性對我豎起中指。
我當下沒反應過來,還用詢問的眼神看回去。他堅定地盯著我,眼神兇狠,另一隻手也加入托起那根挑釁的中指。我明白,我收到了一個清晰的惡意信號。
這是針對人,還是針對行為?我確認我們聲音很小,除了靠很近的人,比如這位男士,其他人不太可能聽見。
結合近期在日本的種種氛圍,和那位男士令人難忘的眼神,我意識到,極有可能是我們的中文(外國)身分引起了敵意。
移民成為參議院選戰焦點
後來跟長年研究中國、在香港留學過的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討論,她提到,自己最近跟朋友說中文的時候,「感到周圍的視野冰冷。」她的中文使用很生動,描述了社會氛圍。
日本參議院選舉進入倒數階段(編按:參議院選舉已於7月20日結束,本文截稿時尚未舉行),在街上隨處可見的競選海報、標語、選舉宣傳車、選舉演講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移民」成為這次選戰的焦點。
新興極右政黨參政黨的「日本人優先」口號常常出現在網路上,傳統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關於「經營管理簽證被濫用」、「打擊非法移民」的主張也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
今年參議院選戰中,包括自民、公明、立憲民主、共產甚至社民黨等政黨,皆明確提出與外國人相關的主張。
儘管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及不少學者演說,都強調多元共生的必要性,但在日本不斷增加的外國人,以及比外國人人數本身更容易擴散的不安情緒,正在快速擠佔公眾對經濟民生等其他議題的注意力。
在日外國人數創新高
一個背景是,日本的外國人數達到新高點:2024年底在日旅居的外國人達376萬人,佔總人口約3%。這讓以「讀空氣」聞名、社會微運作向來仰賴自我行為約束與嚴謹遵守默契的日本人社會,不斷面臨潛在規約被打破的壓力。
當然,日本從來不是移民國家,同樣看外國人佔本國總人口的比例,24年澳洲是30 %,加拿大是23%,瑞典是20%,美國是16%。
但日本的高齡化少子化危機,讓這個歷史上的單一民族國家、在社會文化上百般不願意接收移民的民族,卻在經濟存續上不得不反覆考慮移民政策。
與外國人佔本國人比例一樣,日本的另一個數字也來到歷史高點:24年日本國民人口(非外籍)減少達89萬8千人,創下自1950年以來最大年度減幅。
日本的國民人口每年要減少近百萬人,但是日本政府最新債務卻佔GDP的235%。人口快速減少,卻要償還更多債務,能怎麼辦?一直以來,所有的政策和學術分析都指向:引入移民。
大量中國人「潤」到日本
過去半年,因為在東京大學做訪學的機會,我大部份時間居住在東京。在東京,我意識到,日本是過去五年來,來自中國新一波移民潮(或稱「潤」潮)的最熱門目的地之一。
常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中國移民都跑來日本?答案其實不複雜,移民並沒有安居者以為的那麼有選擇。在他們對各國移民政策倒背如流了之後,去哪個國家,常常只是因為,這些國家最容易去、或者唯一能夠去而已。
逆全球化時代,移民政策不斷放寬的國家並不多,日本是其中之一。移民如潮水,哪裡有挖好的溝渠,就湧向哪裡。
2020年前後,移居到日本的各階層中國人迅速增加。企業家在這裡一邊資產避險,一邊繼續謀劃一小時時差以內的中國市場;年輕學生只要過了語言關,在這個少子化的國家就業率接近百分之百;中產家庭則看重這裡的安全、生活品質與學校教養。於是,從最富裕的階層到最普通的四、五線城市打工人,對中國人來說,在放寬的移民政策吸引下,日本都成了最受歡迎的移居地。
然而,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中的敏感位置,中國軍事力量在台海的擴張與威脅,中國富豪移民大幅買地買樓買資源的行為,令中國與東南亞、庫爾德等其他集中的移民來源地不同,更挑戰當下日本社會的神經。
新移民發現,拿到經營管理簽證,理應在日本開設公司經營生意,卻無法在幾大實體銀行開戶。初來乍到的人,也很難跟日本房東租到房子或者店鋪。在房屋租賃買賣市場,已經鮮明地切分出日本人房東、日本人房客,和外國人房東、外國人房客,兩個涇渭分明的經濟圈。日本人則發現,很多未及約束的資源用地,例如山、水、島嶼,已經被外國私產收購⋯⋯。
對日本來說,從經濟發展甚至存亡的角度,放寬移民可能是必要之途。但是,日本的社會文化乃至制度安排,並未準備好承受這一點,東亞地緣政治亦加劇猜疑。這也讓被政府政策吸引而來的移民,不斷遭遇在社會信任網絡中的排斥與磨心壓力。
即將出爐的選舉結果,也是日本社會,再一次向政府與移民,揭曉民意的時刻。
(責任編輯:張蕙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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