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大學駒場校區KOMCEE 214的房間,已經坐滿200人。這是一場中文演講。人們還在不停地走進來。
我站在講台上,看著眼前的狀況,感到非常魔幻。我不是知名作家,甚至一本專書都沒出過。我做媒體和創業,都是在同行圈子裡知道。
我在中國的社群網絡上是零聲量——我的微博帳號在2012年被封之後就沒有再嘗試過。2019年香港事變之後,我也只留了微信與爸媽親人聯絡而已。
說這些,是因為我看著眼前的人們,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神情和口音,突然意識到,這可能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麼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演講。
離散者在東京相認
他們顯然也是第一次聽這樣的內容,聽一個從中國出來的人,這樣談及在香港與台灣所經歷的一切。
講座一直結束不了,晚上9點教室要關燈鎖門了,大家在門外、在樓梯上、在樓下的黑夜裡繼續聊。好幾位女士走到我旁邊,親切地拉著我的手,又放開,又再拉起來。
她們看著我的眼睛說,「哎呀,我們怎麼從來不知道你。」
我知道她們不是在說「我」。她們在說,我和一些同行在過去近20年裡寫過的那些報導,那些有關中國的故事,每天看微信和微博的她們,為什麼從來不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們在香港所經歷的一切,她們沒想過,竟是這樣的。台灣在她們心裡只有模模糊糊的影子,她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該怎樣理解。
她們親暱又拘謹的動作和神情我是熟悉的,像是久別重逢的鄉親,看著彼此,感慨萬千,卻又不知如何是好。
2023年的6月和7月,我在東京大學以主講人和與談人的角色參加了3次中文講座,都是類似的情境。
被交流本身觸動之外,我也非常驚訝,這裡是東京,這一大群講中文的人,到底是為什麼會在這裡「相認」?
東京的香港影子
講座開始前,我問觀眾有多少人來日本未滿3年,大約七成的人舉手。提問結束後,有機會跟其中一些朋友聊,知道許多人是疫情之後才離開中國。
來東京念書的年輕人很多,也有爸爸媽媽帶著年幼的孩子,在上海封城時「逃」出來,在日本開公司或是工作,各類簽證,各顯神通。
另外三成,許多在日本已經居住10年、20年,女性特別多。她們是媽媽,曾是全職家庭主婦,現在孩子長大了,正在重新尋找自己的人生。
東京大學老師阿古智子牽頭,今年春天以來華語講座連發,在日本訪學或過路的學者秦暉、傅國湧,以及媒體人馬國川、袁莉、李一諾,紛紛以中文開講,我也在這個系列。最新一場,則是8月底的香港傳播學者李立峯。
這一系列講座,讓許多網友感慨,東京大學如今好像「離岸港大」——有著某種以往香港大學講座才會有的氛圍。
這話當然不準確,帶著說話人自身印象出發的偏見。但大略的意思,許多人都有共感:以往,香港是那個華語世界的「飛地」,在中國不能談的、在台灣沒人聽的、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沒人談的,都可以發生在香港。
現在,「國安法」高懸於頂,作為飛地的角色不再,香港將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新香港了。
而那些愈來愈多地方都不能談、沒人聽、沒人談的華語思想和創作,那些把作品重新收進抽屜的思想者和藝術家,會在哪裡獲得他們的觀眾與交流呢?
新的華語思想飛地?
這個專欄,曾跟著北京之外人們離散的軌跡到了許多地方。東京,的確是其中最具文化承載力的所在。
簽證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日本並不是移民國家,但對中國大陸、香港或台灣人來說,無論訪問、學習、工作、人才或投資,總有辦法取得短期簽證。在此基礎上經營長期甚至永久居留,也並非不可能。
好幾位曾分別在美國與日本訪學、生活、任教過的華人學者告訴我,他們覺得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和在美國有些不同。
大約因為在美國長期留學生活的成本高,中國留美學生,官富二代的比例很高,商學院、法學院是他們選擇的熱門科系。
而如果是平民子弟,在美國則多半就讀有獎學金、畢業能找到工作的理工科系,理工背景學生遠遠多於人文歷史社科。
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則更為多元,有更多的平民子弟,更多的非一線菁英院校學生,也有更多的藝術人文歷史社科學生,會選擇到日本留學。
謙遜、積極的求知熱情,是許多講者在東京接觸中國留學生的共同感受。
8月,甚至有兩家全新的中文書店也在東京試營運。就我所知,還有至少兩、三家以中文為主的二手書店、還有咖啡書店正在籌備中,下半年有望開幕。舉辦華文與日文的交流講座,是這些書店共同的定位之一。
歷史上,東京的現代思想資源,和在這裡交流的人才,可以說是形塑了現代中國的誕生。100年後,地緣政治不斷變動之下,它是否會代替香港曾經的角色,重新成為一個華語世界的思想飛地?
(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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