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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淡大上週接連傳出4名大學生輕生，成大更在3個月內連續發生3起自殺事件，不但全國為之震撼，也再度敲響警鐘。根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統計，過去5年企圖自殺者以25到44歲最多，但以15到24歲者的成長率最高，而大學校園內自殺致死人數，更是達到10年來新高峰。
「國家對心理衛生的投資，最終會反映在校園中，」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廖士程指出，自殺是多重因素交互影響下的悲劇，學生發生狀況和世代、家庭、學校、社會都有關，問題雖出現在學校，根源卻可能是社會網絡不足。
政府心理健康預算，每人平均22.5元
但政府對心理健康的投資，卻無法因應時代所需。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曝光衛福部的預算，台灣每年投注在心理健康促進費用約5.33億元，為衛福部整體預算的千分之三，換算下來，國人平均每人分得22.5元，約等同2顆茶葉蛋的價錢。經費跟不上需求擴增的腳步，讓校園潛藏更大隱憂。
回顧過去10年，在心理健康社區樣本調查和自殺防治中心電話調查，都發現年輕族群比中高齡族群呈現更高比例的情緒困擾；若是以職業區分，學生族群也是相對較高比例呈現焦慮、憂鬱，而企圖自殺者也有增加趨勢。
「美國、日本、韓國都有同樣趨勢，沒有簡單因素解釋，若要解釋可能是網路媒體模仿效應，其次是這世代年輕人面臨獨特的挑戰和剝奪等，」廖士程分析，從學校輔導角度來看，中後段大學學生壓力可能多來自生活壓力，而頂大則是受困於完美主義。
身為頂大標竿的台大，此次連續發生憾事，對學生來說雖意外卻可理解。
完美主義、學業競爭困住頂大孩子
因為台大提供諮商的資源雖多，卻仍是供不應求。台大學生沈雅敏（化名）說，學校雖然已經大量補充人力，校內有25位專任輔導老師、21位兼任輔導老師（明年再增6位），資源仍是不足，每週近50個初談時段可供預約，但幾乎全都額滿，要預約初談至少要等待將近一個月。
學生希望到心輔中心接受諮商能解決問題，但諮商往往僅提供陪伴、傾聽、支持及同理的角色，「個人憂鬱的背景十分複雜，僅有諮商難以完全解決需求，更何況連諮商資源都不足，」沈雅敏說。
追根究底，永無止境的競爭和追求表現，讓台大學生背負沉重壓力。今年就讀大四的古郁文（化名）指出，很多同學每學期修超過20學分，有些人甚至超修到25學分，「校園內形成必須修很多課的風氣，因為同學會彼此問修多少學分，修太少會感覺自己很廢。」（延伸閱讀：「對不起，我讓你們失望了…」頂大憾事頻傳，勝利組孩子的掙扎）
但每一門課都需要花很多時間準備功課、報告，尤其許多課程一學期只有兩次考試決定學期成績，古郁文說，每到期中考、期末考週，壓力就會爆表，有些人5天內考7、8科，熬夜幾天不睡覺準備很常見。
同樣是大四的黃同學坦言，從校內的修課學分、成績到校外的實習、特殊參與及表現，每個人都在默默互相比較，身邊的同儕都忙於累積滿滿亮眼的履歷，這樣的氣氛長期下來，讓很多方向不明確的人十分焦慮。
除台大獨特的困境，也有和其他學校相同的問題。「可能和老師、同儕相處，甚至和原生家庭或這世代給年輕人的壓力有關，」廖士程說，教育部近年雖然不斷投入資源和人力，但在學校之外，卻需要更多資源挹注並伸出援手。
自殺自傷案件竄升，努力為何跟不上需求？
教育部和衛福部在過去幾年分別修法因應。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從96年訂出「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計劃」，103年進一步修正，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每學年發生2件以上自殺致死的大專院校訪視，藉由外部委員意見督促學校進行改善。
同樣在103年通過的「學生輔導法」，由教育部補助各大專院校進用具有心理、諮商、社工等專業輔導人員進入學校，做初級、二級預防，三級則是結合社區，轉介給醫師或是臨床心理師等，以1200名學生須聘僱一人的比例，估算去年和今年各補助大專院校聘任金額約1.3億元。
此外，衛福部也在108年通過「自殺防治法」，希望達到各級政府和全國國民共同推動自殺防治工作。
但這些努力顯然跟不上需求。在98年後自殺致死人數雖然出現下降趨勢，降到106年最低為47人，之後卻又開始爬升，到108年為59人，創下十年高峰，今年累計至今更達76人；而有自殺意圖並付諸行動者則在短短一年之內，從800人竄升到1350人。
大專院校校園安全地圖從104年開始，就高樓層區域進行檢核並做好防範措施，但在校園之外卻是防不勝防。教育部統計顯示，學生自殺地點有46.3%在家中，其次是在外租賃地點約佔18.8%，「在輔導策略上需要特別注意，家長對自殺、自傷和憂鬱症等疾病的理解很重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司長鄭乃文說。（延伸閱讀：一定要多留意！7種親友可能自殺的徵兆）
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危機，反映出整個社會的警訊。因為全國自殺通報中，雖然35到44歲最多約7600人，但從大學畢業到進入社會前10年的25到34歲居次，達近6600人，而尚在就學階段的15到24歲年輕人也有超過6300人。
我們的社會文化，要停止追求完美
我們該如何面對，並預防憾事再度發生？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張書森說，過去20年或許是憂鬱症曝光度增加，都市地區、年輕族群、高知識階層或許接受程度較高、願意就醫，但很多人仍不敢跟父母說，且擔心會被視為個人弱點，「我們的社會文化有追求完美的傾向，人不能有弱點、出狀況不能達到目標是個人努力不夠，這樣的刻板印象會造成他們無法得到足夠幫助。」
從過去研究發現，有3個方式或許有益：一是名人願意揭露和分享，作為正面模範；其次是知識帶來力量，在年輕人尚未接收到刻板印象時，多得到相關資訊會讓他們日後更願意求助；第三是接觸，一般人面對陷入憂鬱焦慮的人，多接觸會因為熟悉而增加同理心，或是透過閱讀、戲劇理解，接納度都會提高。
但他也提醒，相對於憂鬱和自殺造成國家社會的經濟損失超過千億元，政府每年卻僅投入5億元預防實在過少。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研究，指出每投入1美元在焦慮、憂鬱治療，可以有4美元的健康回報，「這是很符合經濟效益的投資，」他說。
此時此刻，在哀悼之餘，或許整個社會都該想想，該如何搶救更多在懸崖邊的生命。
（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