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費凍結17年　清大校長賀陳弘：漲學費與幫助弱勢，可以兼顧

凍結學雜費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問題1：高等教育品質落後

國內除了極少數大學能吸引外界鉅額捐款或經營醫院獲得收益之外，所有大學資源匱乏，在設備投資、人才延攬、國際合作、教育創新等各方面，落後國際。近幾年國人看到的世界大學排名，台灣普遍下滑，乃是必然。

由此更彰顯出學雜費對大學辦學影響至鉅。國內公私立大學學生每年所繳交的學雜費，加總將近1000億元，與政府經費相當，等同支撐台灣高等教育的兩隻腳。政府這隻腳是公共支出，受限於經建、國防、社福等各領域需求日增而無法成長，另一隻腳是使用者付費，但被牢牢裹住，這兩隻蒼白瘦弱的腳要支撐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其結果可知。

問題2：富者受益，貧者受害

實際檢視低學費模式下的高教，國立大學平均9%是經濟弱勢學生，私立大學卻有16%，意思是國立大學學費較低、弱勢學生卻少，大部份弱勢學生付的學費卻很高。據統計，所得在全國前5%的家庭子女，上台大的機率是所得最低5%家庭子女的6倍。超過一半的台大學生，來自所得前20%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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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管制國立大學低學費的結果，受益的是高社經所得家庭。低社經所得的家庭子女也受益了嗎？剛好相反。我們常說弱勢家庭子女要靠教育翻身，但高教品質不佳，讓他們畢業後缺乏競爭力，沒有翻轉機會，反而花學費消耗已經貧困的家庭金錢和自己的生命。弱勢學生是政府強制大學不合理低學費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

調整學雜費的效益，相當於每年100億

提升高教學費，同時照顧弱勢學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全民健保每年數千億照顧民眾醫療，健保費率是高所得多付、貧困的人少付或不付的社會互助模式。

以眾人之力幫助部份人的方式，可以運用在高教學費上。例如公立大學可提高學生的學雜費，但補助9%弱勢學生維持不變。進一步還可建立校際之間互助機制，提撥學雜費調升的固定比例，作為跨校平準互助基金，幫助弱勢學生比例較高的大學。以這種跨校、跨家庭的社會互助方式，高教就能以新的資源向前進步，弱勢學生才能真正獲得翻身力量，所有學生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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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學雜費得到的效益將非常巨大。以調增10%為例，就等同高教能獲得每年100億的挹注，若是20%則等同於每年200億！100億是相當於政府當年「5年500億」特別計劃的預算規模。

採用這種方式提升高等教育，政府不但不增加支出，而且是永續投入，猶如源源不絕的活水灌溉高教與時俱進。

持平來看，過去17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積成長19%，學雜費不調整就如同降低了19%；而受雇員工平均月薪共增加27%，表示投資子女教育能力也增加27%。因此學雜費累計17年合理的調整幅度，應該在這兩個數字之間，才能使高等教育維持一貫的水準。這只是從穩定國內的教育品質來看，還談不上與國際競爭。

網路帶來的機會

今後獲得知識不再侷限在實體學校中，透過網際網路可以更為普及化、平價化，經濟弱勢家庭的子女都能以平價取得謀生甚或是翻身的知識，不必然要靠實體的教育機構才能實現。因此我們看待學雜費的反應，或許也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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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Google提供每月49美元共6個月的線上課程，能取代大學學位證書，取得Google工作機會，蘋果、英特爾、IBM、BoA、特斯拉……都跟進採用。

未來透過網路平台習得知識將愈來愈普及，實體大學愈來愈少。維持大型實體校園愈來愈貴，但並不會消失，與網路平台虛實並存，幫助更多的學生。

政府與大學可以做的是建置更好、普及且平價的網路大學系統，使弱勢學生都能透過網路學習知識，有更好的生涯前途，而不是糾結在實體高教的學費高低，全力管制，反倒扼殺了所有學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