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民間都說重視技職教育，然而學用落差仍然普遍存在。深一層看，各類學校的學習與考試仍然以書本為主；絶大多數家長對子女升學仍然以普通高中為先，技職第二；甚至最重視學用合一的產業界在聘用新人和敘薪的時候，也普遍以一紙文憑為依據。
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工業4.0……，使硬體軟體整合，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界線模糊，教室被翻轉，社會傳統的技職與產學觀念，在過去並不能夠落實，在未來更有新的挑戰。產與學，是一種伙伴關係，不但需要新的制度，更需要新的文化與價值。
德美日三種產學關係
德國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雖然有許多的「隱形冠軍」企業，但是個別中小企業普遍很難獨力支持研究發展投資，於是形成許多產學聯盟，採用會員制度，共同委託大學將新的科技，發展到產業可以應用的七、八分熟，各個會員公司再承接回去發展自己的最後一哩路。大學甚至扮演工研院的角色，產業與大學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小企業的人才晉用訓練也經常連結在這個模式上面。
美國是以資本龐大的企業為主，由於大公司能獨力完成上游研發到下游生產的所有項目，所以不太需要與大學合作，大學對產業而言，只是不定期的資訊與創意來源之一，因此美式的產學關係比較淡薄。
德國的大學偏向「集中講座制」，大學由講座所構成，每個講座由一位領導教授有組織地長期做對應產業類別的研究。美國的大學偏向「離散教授制」，眾多教授雖分職等，但彼此互不隸屬，每個人選擇自己在不同時間感興趣的不同題目做研究。
產業結構與大學形態共同形成特有的組合。德國中小企業一向仰賴大學較深，大學散戶式的研究對他們來說很難對接，但「集中講座」的組織很容易對接產業的需求。例如研究「軸承」的講座實驗室，與製造軸承的所有公司以及上下游產業就能相互配合。
美國大企業需要的是不同靈感的刺激，大學裡組織鬆散的教授提供各異其趣的想法，頗能符合需求。
日本的現代化源自歐洲，產業比較接近德國，規模也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大學也偏向德國的「講座制」。日本的「家氏文化」，使產業更加重視與特定教授的連結，彼此有如家族保持緊密互動，這使得他們的產學關係固定化、長久化，類似日本職場上傳統的終身雇用制。
美國、日本、德國對台灣的大學與產業都影響很深，但是台灣的現代化源頭多元，產業規模像日本和德國，而大學則像美國，也沒有日本的家氏文化，產學難以對接，落差自然可以預期。既然先天不良，後天可以如何調理？
研發合作的三種模式
產學關係有兩個層面，一是技術研發，另一是人才教育。
研發合作可發展如同職業運動系統的「大、小聯盟」。企業是球隊，學校實驗室的教授是單項教練。大聯盟指的是一家大企業，例如台積電，延攬多所大學合作，配合企業的發展需要，目的是打國際盃。眾多不同專長的教練同時來協助一支厲害的球隊在世界盃奪冠，這比較類似美式的型態。
我也很看好小聯盟，以各大學實驗室為中心，由不同專長的教練，例如打擊教練、跑壘教授，各別同時協助多支球隊，而不同的球隊，也可以依各自需要尋求不同的單項教練協助。這個模式符合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型態和散戶式的大學制度。
例如對許多台灣小企業而言，「材料分析」需要的設備成本很高，若一所大學的實驗室擅長工業材料，可定時提供最新材料產業趨勢、規格變化等資訊、提供檢測服務，業者以低廉的盟員費用即可獲取，對企業經營將大有助益。
過去我在國科會時，曾推動小聯盟的策略，目前已有幾百組小聯盟進行中，幫助幾千家企業。特別是現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階段，大學是最新知識匯集的地方，對台灣中小企業更是新的機會。
除了大小聯盟以外，另一條路就是成立「聯合研發中心」，這比較偏向日本模式，企業與學校有「長期盟約」關係。清華大學目前有幾個這樣的案例，其中之一是上銀科技與清華大學包括機械、材料、電機、資訊等系進行的十年期計劃。十年的承諾，讓大學端願意投入，企業也更能完成具體目標。
產業合作的另一面是共同培育技職人才，在觀念與做法上就是跟著市場走。技職學校依照業界的需要設置類科和課程，產業界則是要提供經費、開放埸地設備、派遣業師，進行職業教育。
以德國為例，每年為了全國學生實習而來自產業的投入費用是250億歐元。倘若台灣企業也能有這樣的意識和行動，就不至於只能怨嘆學校培養的人才有「產學落差」。
產學雙方，更需要政府的政策規劃，包括透過租稅減免鼓勵企業投注產學合作、立法規範產學共同投入技職教育與技職證照認證及使用。產學政策仍然是引導企業與學校合作，乃至社會發展新的價值觀的主力。
一向倡議重視技職教育的國人，下次找水電師傅時，會不會看他的證照？去餐廳時，會不會注意廚師的執照是甲級或乙級？當社會文化願意改變，從生活中重視技術，願意付出，才是產業與學界攜手前行最有力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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