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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泰:竹科奇蹟背後,台灣的真正優勢

【謝長泰專欄】現代競爭的核心,已從「園區在哪」轉向「人才住哪」。撐起竹科生態系的基礎,是過往政策忽略的城市網絡。只要認清這點,台灣發展新產業將比想像更具優勢。

竹科-製造業-產業政策-城市網絡-人才-工程師-大學-交通-適應力-創新 台積電竹科2奈米新廠。圖片來源:王建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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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我到華盛頓參加了一場有關美台經濟合作的閉門會議。討論的重點大多集中在台灣建構製造業生態系統的經驗上。

台灣完全該以此成功感到自豪,因為很少有產業政策能像新竹科學園區這樣成功。透過整合業者、供應鏈和大學,科學園區對台灣變成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中心,功不可沒。

一邊聆聽這些討論,有一個問題一直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如果台灣今天重新設計產業政策,還要從打造另一個新竹科學園區開始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這並非因為新竹失敗了。恰恰相反,新竹解決了上一個時代的核心問題。關鍵是,台灣今日面臨的挑戰已經截然不同。

不只園區,更是城市

當人們講述台灣經濟奇蹟的故事時,通常會從加工出口區、工業區、科學園區,以及當初設計這些產業政策的文官說起。

城市在其中僅扮演配角,只是工作者居住的地方,而生產則在各工業區、園區裡。

但這從來不是台灣製造業成功故事的全貌。

幾十年來,許多台灣社會學家主張,台灣的製造業經濟仰賴於更廣泛的基礎:一個深植於城市之中,由企業、供應商、創業家、工程師和工作者組成的緊密網絡,而不僅僅是在科學園區內。

知識之所以傳播,是因為人們頻繁地互動;供應商之所以能走向專業化,是因為客戶就在身邊;工程師在公司間流動時也帶動了創意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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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區和工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科學園區固然重要,但它們能取得成功,是因為與這個更龐大的城市網絡相連。

在這一學術傳統的學者中,包括現任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陳明祺,他曾記錄下台灣的城市網絡對自行車產業有多麼重要。

當我第一次接觸到這些文獻時,我只認為,這是解釋台灣工業化的一個有趣視角。但時至今日,我認為點出了更根本的因素。

因為台灣也希望發展的、世上許多最創新的產業,比起工廠產能大小,更受限於吸引優秀工程師、研究人員和創業家的能力。

今日問題絕不再單純是園區在哪,而是優秀的人才選擇在哪裡安居樂業。

巨頭的夢幻選址

幾年前,我曾與亞馬遜第二總部選址團隊的成員交談。

我原本預期,他們會關心稅務優惠,結果幾乎每一個問題都圍繞著人才:哪些都會區能夠招募到數千名工程師?哪些大學培養了他們?哪些城市能說服他們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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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結束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幾乎根本沒談到租稅獎勵,也沒談到在哪裡建造第二總部最便宜。

當亞馬遜團隊描述他們理想中的城市時,我腦海中不斷浮現台灣的影子。

高密度且適合步行探索的社區、優良的大學、高效的大眾運輸、安全感,以及人們每天互動的無數機會,聽起來都極為熟悉。

也許台灣最大的優勢,從來就不單單是科學園區,而是那些讓科學園區得以成立並運作的城市。

台灣的城市在發展出不同優勢的同時,仍透過交通、大學、勞動市場和商業關係緊密相連。工程師在城市之間流暢移動,企業跨城市進行合作,新創公司則建立在數十年累積的實力之上。

台灣運作起來不像是一群分散獨立的城市,而更像是一個單一的創新系統。

台灣的真正優勢

我自己的研究讓我開始欣賞台灣城市的另一個特點:適應力。

與許多美國城市相比,當經濟活動改變,台北鄰里社區的調整能力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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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業可以進駐,既有企業可以擴張;住宅、辦公室、店家以及個人工作室,可以一起彈性調整,而不是被僵硬的土地使用規則切割開來。

這種適應力,在台灣的製造業時代可能就很重要,而在技術和商業模式快速變遷的產業中,它可能更具關鍵影響力。

如果這才是台灣的優勢所在,那麼住房、交通、大學、移民、公共空間、適應力與城市生活品質,就不單單只是社會議題。

它們形塑了優秀人才選擇在哪裡生活、與誰互動,以及新企業在哪裡誕生。

台灣的產業政策,曾經解決打造世界級製造業經濟的挑戰。

下一個任務,則是創造優秀人才渴望來生活、工作和創辦新公司的場所。

這是一種新型態的產業政策,而且台灣在這一點上,可能已經擁有了比自己預期更為堅實的基礎。

(雜誌原標題:下一個竹科,應該是一座城市/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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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謝長泰
關於作者 謝長泰
中研院士、芝加哥大學Booth商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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