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亞洲各國貨幣紛紛創下近年新低。韓元兌美元跌至17年來最低點，日圓更跌至40年來對美元最疲弱的水準。美國經濟快速成長，加上全球投資人對美國科技股需求旺盛，推升了美元需求。隨著美元持續走強，財政部長貝森特今年多次抱怨亞洲貨幣過於疲弱。
歐洲對匯率的憂慮也日益升高，人民幣長期偏弱成為焦點。今年稍早，國際貨幣基金指出，根據經濟基本面估算，人民幣匯率比合理水準低估約16%。6月，德國總理梅爾茨甚至提出重啟「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構想。這項1985年的協議由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及西德五國財政部長共同簽署，透過協調一致的外匯干預，壓低當時異常強勢的美元。
為什麼現代索羅斯難再現？
「廣場協議」在外匯交易員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到了1987年底，美元兌美國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已貶值約三成。投資大亨索羅斯則因押注日圓、英鎊及德國馬克升值，而賺進他口中「一生最大筆獲利」，奠定他作為宏觀避險基金交易員的傳奇地位。
然而，如果今天有人希望讓自己成為現代版索羅斯，恐怕只會失望。若想再打造一份新國際協議，讓全球那些看似遭低估的貨幣同步升值，難度遠高於40年前。即使真的達成，效果也可能遠不如當年。
原因之一是，今日外匯市場的規模已不可同日而語。
1985年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的五個國家，外匯存底合計已從當年的1320億美元（不到當時五國GDP總和的2%），膨脹14倍至如今的1.9兆美元（約佔GDP總和4%）。與外匯交易量的成長相比，這還顯得微不足道。1986年，素有「央行俱樂部」之稱的國際清算銀行首次發布全球外匯市場調查時，估計每日交易量約為兩千億美元；到了2024年，這個數字已暴增至12兆美元，成長了60倍。因此，當年「廣場協議」五個簽署國左右市場的能力已不比當年。
中國是請不來的嘉賓
如果想真正影響市場，新協議勢必要加入另一位重量級參與者中國。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外匯存底，高達3.4兆美元。人民幣則一直被西方批評刻意維持偏低匯率。如果沒有中國參與，新版「廣場協議」就會如同當年的協議少了日本一樣，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中國不太可能加入。在北京決策者眼中，「廣場協議」幾乎成了「受制於外國」的代名詞。在他們眼中，「廣場協議」促使日圓升值，進而導致日本經歷數十年的「失落年代」：日圓升值引發經濟衰退，迫使日本銀行長期維持過低利率，又進一步吹起資產價格泡沫，最終泡沫破裂。時至今日，日本仍在努力擺脫後遺症。從經濟上來看，這套經濟邏輯其實站不住腳。即使沒有任何類似「廣場協議」的限制，中國如今依舊正經歷與日本極為相似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情境。但中共官員不會接受這種觀點。
即使退一步說，中國真的接受了新版「廣場協議」，簽署方也未必能像1985年那樣左右匯率。當年，「廣場協議」除了協調干預匯市之外，還伴隨著美國財政紀律改善的承諾。就在五國財長於廣場飯店會面之際，平衡預算法案正在接受國會審議。雖然該法案未能真正達成預算平衡的目標，但確實協助美國將財政赤字佔GDP比重由1986年的4.8%降至1989年的2.7%，也進一步削弱美元。如今，美國財政赤字約佔GDP的6%，而國會裡根本找不到幾位主張財政緊縮的議員。
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也早在1987年2月便已顯現。當時，各國官員再次於巴黎會面，這回不是為了壓低美元，而是希望阻止美元持續下跌。然而，美元依然一路走弱。今天，無論是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還是中國拒絕配合這些其他因素，同樣都讓匯率發展變得更加複雜。對那些期待新版「廣場協議」帶來輕鬆獲利的交易員而言，恐怕得小心：你所期望的，未必真的是你最後得到的。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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