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名在淡水飛鴿電子上班的年輕女孩,因長期吸入瀰漫在廠房的三氯乙烯與四氯乙烯,皮膚開始發癢、紅腫,臉上長出水泡,最終不幸病故。在那個台灣還很貧苦的年代,大家都希望靠自己的辛勤打拚改善家計,爭取更好的未來。但沒日沒夜加班換來的,不總是幸福。
1974年,因為犧牲了太多無辜性命,「勞工安全衛生法」頒布實施,1984年又有了「勞動基本法」。
時序到了1990年代,隨著勞工薪資上漲,台商開始外移中國與東南亞。90年代報紙上充斥著大型工廠接連倒閉的新聞。舉其犖犖大者有嘉隆紡織、聯福製衣廠、福昌紡織電子。其中聯福極盛之時員工有3000多人,蔣經國總統都曾視察過。
老闆關了台灣廠,狠心拋棄受雇員工。一批批兢兢業業打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突然發現領不到下個月薪水了。資遣費、退休金,統統如夢幻泡影。
勞工權益受損怎麼辦?政府只當「和事佬」
市場失靈,政府該適時介入。但回到90年代,台灣政府對於因惡意關廠而權益受損的勞工,經常擺出愛莫能助的態度。「你們提起勞資爭議是沒用的,你們要去找勞工團體協助,」當嘉隆工廠女工去台北縣政府勞工局申訴時,得到的是這樣的回覆。
確實,面對種種勞資爭議,當時政府只把自己當作「和事佬」,負責把資方與勞方代表找來開會。甚至,當資方代表惡意缺席,或是在勞委會施壓下表面承諾賠償,最後接連跳票的時候,政府除了道德喊話,也一籌莫展。
從「經濟英雄」變被迫臥軌的「亡命之徒」
憤怒的勞工去夜宿勞委會大樓,遭到警察驅離;去包圍福昌紡織公司總部60小時,換來跳票的資遣費承諾,與11名工會幹部被妨礙自由罪名起訴。
1996年12月,聯福關廠勞工自救會300多名員工決定臥軌。所幸火車最後煞住,無人傷亡,但台鐵交通因此大亂。
臥軌員工的本意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喚醒社會的同情與政府的重視,但他們聽到的是一面倒的抨擊:「你們不要那麼自私,你們有沒有想過別人?」讓已經投訴無門的失業勞工更加傷心欲絕。
這是何其巨大的諷刺!昨天還是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英雄」,今天就成了自私自利、擾亂社會秩序的「亡命之徒」。
他們做錯了什麼?錯在他們相信「勞基法」白紙黑字保障了他們的薪水、資遣費與退休金,他們就有權利去討回。
「他們不懂為什麼資方能堂而皇之拖欠工資、捲款潛逃,政府官員卻常以一句『無能為力』推卸責任。當勞工走上街頭追討自己的權益時,迎面而來的卻是警方、法律,還有穿著制服的國家體制。」
《入陣者》作者孫友聯記錄下了關廠勞工們的不解與無奈。
台灣勞權有無到有,街頭吶喊轉化成保障
2000年後陸續通過的「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一步步改善台灣職場條件,並保障勞工在退休後或是意外發生時,有哪些保障。
就像台灣經濟奇蹟,台灣的勞動人權也是建築在大眾的血汗乃至生命犧牲之上。
這一切是如何從無到有?從體制外的街頭抗議,透過無數的勞資談判、利益折衝、價值權衡,終於透過立法而獲得國家力量的保障。《入陣者》做了詳細且感人肺腑的紀錄與耙梳。
書名《入陣者》,指出作者孫友聯不只是觀察者,而是長期以「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的身分,親身參與並推動了台灣勞權相關的立法。
1992年從馬來亞來到台灣就讀台大社工系的他,不久進入勞陣實習,從此結下與勞陣長達30多年的不解之緣。
因為有深厚的實務與學術基礎,孫友聯在《入陣者》裡並非一味批評資方貪婪或肯定勞工的抗爭,而是把焦點放在國家的角色之上。
決定政府何時該介入、如何介入,其實是價值之爭。當一個企業老闆對一位顫抖著雙手的母親大聲喝斥,「你死了孩子關我什麼事?他才上班第2週,為什麼要我賠!」我們真的可以視而不見?政府官員真的可以搬出法條說事不關己?
孫友聯因對於台灣的好奇與愛慕來台,卻發現在保障勞工上,不僅台灣的法律失靈,連國家也躲藏起來。經過30多年的「入陣」生涯,孫友聯不僅讓台灣成為他的第2個家,他的付出也幫台灣找回了我們的國家。
(責任編輯:池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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