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首位女性最佳攝影！阿卡帕放棄穩定工作、背債讀電影，如何成功追夢？

後來我在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LMU）選修一門電影類型學課程，看了《蠻牛》等作品，才讓我開始理解電影，視覺藝術的影像自此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畢業後，我先在時代華納企業工作3年，負責製作線上廣告。但我利用下班時間搜尋電影學院的資訊，並告訴父母：如果錄取了，我打算用自己的積蓄和貸款去讀攝影。

這在當時聽起來很瘋狂，因為那時的女性攝影師並不多。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攝影師具體在做什麼，也很難理解為什麼女兒要放棄穩定的工作，去讀一個可能會欠下政府大筆債務的學位。

但最終我幸運被美國電影學院（AFI）錄取，在那裡竭力學習，並遇見了重要合作伙伴，正式走上電影攝影這條路。

透過拍攝，看見靈魂的形狀

常有人問我，操作那些龐大的IMAX設備，會不會改變我對拍攝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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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拍攝《罪人》，我與導演參考了攝影師、作家韋爾蒂（Eudora Welty）在1930年代拍攝密西西比州的攝影集，並有共識「大畫幅底片」更能呈現我們心中理想的電影畫面，因此需要較重的攝影機。

當你站在片場，感受到角色的情緒與眼前的風景時，其實根本不會去想機器有多大、多重，你在意的是「最佳的構圖是什麼？」「什麼對故事最重要？」

對我來說，拍攝最關鍵的是與拍攝對象建立連結，捕捉他們的靈魂，而非拍攝形式。

我一直很欣賞那些能展現自身獨特個性的光線。正巧《罪人》的導演庫格勒（Ryan Coogler）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人，完全不害怕讓東西隱沒於黑暗中，所以我們能夠真正用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玩轉黑暗和陰影。

在拍攝一群吸血鬼在荒野的場景時，我堅持最大的光源只能是「月光」。這導致有時候，當演員低下頭，你會在陰影中失去他們的雙眼，但這反而增加說故事的力量，讓光線用一種極度戲劇化的方式，引導著觀眾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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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過去，找到自己

這一次拍攝《罪人》，我們在路易斯安那州待了5個月。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場尋根之旅。

我成長於加州，但我父親出生在紐奧良，他有著克里奧爾血統；我的母親則是菲律賓人，我的外公曾是二戰「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他是我童年最大的影響力來源。透過這部電影，我重新聯繫了美國南方的親戚。

我開始深入了解我的祖先。在拍片時，我心裡一直想著他們，並渴望讓他們驕傲。

有一場戲，我們在拍攝美國原住民喬克托人（Choctaw）騎在馬背上的場景。那天夕陽西下，我與演員在農舍前用黑白底片拍了一張合照。看到那張照片的瞬間，我整個人彷彿被擊中——那感覺就像是我在凝視過去的自己。

我父親非常喜歡西部片，他甚至用約翰．福特（John Ford）的西部片《Cheyenne Autumn》為我命名。當他們為我取這個名字時，絕對想不到有一天，他們的女兒會成為一個用巨型IMAX攝影機拍攝西部場景的攝影指導。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命中注定要在那個時間地點，拍下那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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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下一代前行的路

當我還在電影學院念書，徬徨著自己能不能在這個圈子生存時，曾試著去尋找那些令我崇拜的電影背後的攝影師，但我幾乎找不到女性。

在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反覆觀看自己最喜歡的電影時，我才終於發現《一世狂野》（Blow）的攝影師庫拉斯（Ellen Kuras）是女性，這給了我希望，因為找到一個能與自己產生共鳴的人。後來，庫拉斯也成為了我的朋友。

擔任客座講師時，我總是告訴學生，電影這條路很難，這行是留給意志堅定的人。很多時候你會想放棄，但你其實只是在等待那個真正能看見你、並且願意相信你的人出現。

現在，隨著這部電影的成功，以及這座奧斯卡獎的到來，我收到雪片般飛來的訊息。許多有色人種的年輕女孩告訴我，她們也夢想成為攝影師，甚至夢想操作IMAX。

我其實很不習慣站在鏡頭前，更喜歡躲在攝影機後。我之所以願意把自己推到幕前，接受這麼多訪問，是因為這一切的意義在讓其他女孩知道，她們不僅能勝任這份工作，更可以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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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得獎那一夜我所說的，許多長得像我一樣的小女孩，終於可以安穩入睡了。因為她們會在夢裡想著，「未來，我也能成為一名攝影師。」

這是我非常嚴肅看待的責任，未來會有許多有色人種的男孩女孩，在我們身上找靈感。如果能帶著關懷與敬意去對待我們的工作，或許能照亮另一個孩子前行的道路。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美好。 

（雜誌原標題為：打破好萊塢性別天花板 讓其他女孩也勇敢作夢。責任編輯：許勝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