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紐約的華爾街象徵金燦、腐敗與華美的金融世界，在首都華府，「K街」則指向另一種權力核心——遊說產業。
「K街」每年產業規模高達42億美元，隨著台灣企業東征美國，供應鏈與地緣政治交織，台灣企業也大步踏上K街。
《天下》爬梳美國國會遊說公開資料，抓取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前一年到最新台灣企業對美遊說的規模，結果發現，這7年來，台灣企業對美遊說金額成長逾6倍，從約40萬美元攀升至每年都破300萬美元。
到底企業關心什麼議題？投入了多少資源向美國國會與聯邦政府和遊說？
2020年前，各家公司「各自為政」，聚焦各自產業議題。
2020年後，因應中美科技競爭，台灣企業大規模投注遊說，更關注台美整體經貿關係的貿易、投資與稅制法案。
而現在，台商的佈局，更從美國聯邦擴及地方。
台積電如何遊說美國國會？
「台積電的遊說做得非常好，是業界的黃金標竿，」美台商會會長、也是政府關係專家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表示，華府資深專家克里夫蘭（Peter Cleveland）帶領的台積電政府事務團隊，能直接向國會與行政部門說明台積電的業務模式，甚至代表產業，協助美國在對中科技政策上做出判斷。
最為人所知的案例，是讓台積電獲得66億美元赴美設廠補助的「晶片法案」。根據遊說申報資料，自2020年起，台積電幾乎每一季都會就晶片法案相關條文，與美國商務部及參、眾議院溝通。
雙重課稅更是近年來另一項台商高度關注的議題。
由於台美之間尚未簽署正式租稅協定，企業與投資人赴美設廠、投資或派駐人員時，常面臨在台灣與美國被重複課稅的風險。
台積電、聯發科與中磊電子皆曾在2025年就「美國-台灣加速雙重課稅減免法案」進行遊說。該法案已於2025年通過眾議院，仍待參議院審議。
不只半導體，聯發科、藥華藥都遊說友台法案
更有意思的是，台商近年遊說案件中，同時也看到針對「友台」政策進行遊說。
例如，聯發科曾就「國防授權法案」與「美台國防創新伙伴關係法案」，向美國國防部與國會進行倡議。
藥華藥則曾針對「美國眾議院共同決議案第10號」進行遊說，呼籲美國恢復與台灣的正常外交關係。
研究外國實體遊說的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助理教授李智恩指出，母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往往會直接影響企業自身營運。因此，除了稅務、貿易或特定產業政策，企業在美國也可能投入更廣泛的政府關係與地緣政治議題遊說。
台企在美遊說新變數：降低通膨法案、州層級法規
而近兩年，台商遊說又再看到新變化。
不論是電動車電池製造商輝能科技，以及醫療產業的藥華藥，近兩年都投入資源遊說「降低通膨法案」。
該法案，目前已被視為台企未來在美佈局的重要變數。
韓儒伯舉例，拜登政府時期對電動車高度支持，如今共和黨全面執政，政策方向出現不確定性，「第一件事仍要回到國會，搞清楚現在正在發生什麼？」
另一個新的變化，由於美國是聯邦制，州層級也開始被關注。
去年，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曾分享由於亞利桑那州沒有針對半導體廠的環境法規規範，台積電自行斥資3500萬美元，聘請律師從零撰寫，將1.8萬條法規送入亞利桑那州議院。
韓儒伯也注意到，在德州設廠的環球晶，已聘請前美國商務部官員歐德瑞（Brent Omdahl）處理當地政府事務。
為什麼台灣遊說金額低於中日韓？
儘管台灣企業對遊說的關注逐漸提升，但攤開數字，整體金額仍輸給中、日、韓。
遊說規模的差異，當然與各國對美投資規模相關。根據美國商務部最新數字，2024年日本投資美國規模8190億美元，台灣當年對美直接投資只有260億美元，投資量級本不同。
然而，若改從比例觀察，強度仍呈現明顯差異。以2024年為例，每投資10億美元，中國會投入78萬美元進行遊說、韓國約32萬美元、日本約7萬美元，台灣則是14萬美元。
這背後也反映各國產業結構與政策風險的不同。
關注科技與地緣關係的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長張智程分析指出，中國的數位平台與AI產業在中美競逐中成為政策打擊焦點，因而投入大量資源遊說。
李智恩也觀察，相較台灣產業高度集中於半導體，韓國財閥產業多元，政策接觸的面向也更廣。
出口結構的差異，同時也影響企業的遊說需求。
日韓出口至美國的多為汽車、家電等終端消費產品，直接與美國本土企業競爭，「豐田多賣一台車到美國，美國的福特和通用汽車就少賣一台，」張智程說。相較之下，台灣長期作為供應鏈中的中間供應商，與美國客戶利益較為一致。
兩位觀察者也同時指出，多數台企在中國仍有佈局，對政治風險敏感，在美傾向低調，較不願涉入遊說。
但過去隱身在美國客戶背後的台商，如今已難以置身事外。
川普2.0時代，台商在美國必須做好政治功課
在美國，遊說本就是政治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法案繁多、議題高度專業，在國會議員時間與資訊有限的情況下，遊說透過撰寫報告與白皮書、安排研討會議等多種形式，填補了制度空缺，成為影響政策議程設定的重要角色。
遊說也不只是傳統認定的政治獻金，在華府長期代表台灣客戶的普魯斯策略遊說顧問公司顧問潘愛舞（Georgette Kerr）強調，遊說公司既是企業的「耳目」，也是連結企業與決策者的橋梁。
目前華府遊說公司的服務模式，多半採取按月付費的聘用費制，企業買的不是單一案件，而是一種「隨時可用」的影響力。
「華府確實是靠金錢在運作，美國的政治人物就像掛著一塊『出租中』的牌子，」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講師金恩（David King）直言。
金恩說，即使遊說資料都公開，但本質仍是向「錢」所傾倚。特別是進入川普第二任期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一些以能接觸川普家族為賣點的遊說公司崛起，甚至直接針對川普本人進行遊說，金錢也更加大規模地流入政府體系。
但這是台灣東征年代，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張智程分析，台灣供應鏈生態系目前正以「打群架」模式赴美，台積電與聯發科等大型企業針對稅制與產業法案的遊說成果，也可能讓中型供應商間接受惠。
韓儒伯也建議，可透過產業公會在華府統一發聲，但對已有一定規模的公司而言，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方式，仍是自行設立華府據點，即便僅配置一名人員，也能建立基本的政策雷達與溝通管道。
當供應鏈開始拋不開政治，這是台灣企業得直面的功課。（責任編輯：洪家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