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抑制數十年最炙熱通膨,全球主要經濟體央行紛紛收緊貨幣政策。日本最近一次消費者物價指數扣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3.6%,創40年新高,但日本銀行持續超寬鬆貨幣政策。
相較歐美國家擔心通膨變得根深柢固,長年陷入通縮深淵的日本更怕這是曇花一現,日本央行在一片「升息潮」中逆風而行,使得今年以來,日圓貶幅超乎預期,不僅創24年新低,更成為最疲弱的已開發經濟體貨幣。
11月中,日本銀行總裁黑田東彥在名古屋的商業界領袖會談中,確認了日銀將維持寬鬆政策不變,並指出促使美歐物價走升的因素,與日本並不相同。他認為,日本唯有真正擺脫長年薪資停滯,才能帶來穩定的通膨,而根據他觀察到的勞動市場動態,只要央行再堅持一下,日本將迎來企業為員工加薪的東風。以下為黑田的演講精華摘要:
從經濟發展談起,隨著日本在新冠疫情有了更好的防範對策,商業活動恢復,經濟已經好轉。
儘管新冠病毒、大宗商品價格上揚和消費者物價攀升等多方因素,使得經濟承壓,但家庭和企業狀況依然強韌。
夏天,日本歷經第七波新冠疫情,確診數甚至超過前幾波的高峰,不過對餐廳與旅遊等服務業的影響沒有之前大,部份原因是日本不再實施相關的封控措施。
另一方面,能源、食物等日常必需品連續漲價,消費者變得更審慎。但日本企業發放的夏季獎金與民眾在疫情間累積的存款,使得民間消費持續溫和成長。
在企業方面,雖然有些波動,出口與生產呈現向上趨勢。上半年的零組件供應鏈緊張,已大幅好轉,僅少部份供貨依然緊繃,像是車用半導體。
此外,耐久財出口與生產增加,主要動力來自於半導體生產設備的強勁需求,因為基於中長期預測,數位相關產品需求還會繼續擴張。同時,雖然原物料成本高,企業獲利不但高於疫情前,更創歷史新高。
反映這樣的高獲利,9月公布的企業短期經濟觀測調查顯示,企業的2022財政年度(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投資比前一年高出15%。企業表示要更積極投資,並提高在數位與綠色投資。
隨著疫情和供應鏈緊張減緩,相信民間與企業很可能持續復甦。在最新經濟預測裡,日本銀行預測2023年日本經濟成長1.5%至2%。
大幅緊縮,經濟下滑壓力大
儘管如此,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加。特別要關注的是,海外的經濟發展風險與物價走勢。
觀察美國、歐元區與中國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都已經低於榮枯分界的50。國際貨幣基金也在10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指出,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經濟體很可能在2022或2023年緊縮以及陷入衰退。
海外經濟成長減緩,可歸咎於高通膨以及抑制通膨的貨幣緊縮措施。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近期下降,但還在8%左右。歐元區通膨持續加快,最近一次的數據超過10%。有鑑於此,聯準會與歐洲央行春天以來,已經分別升息2至4個百分點。
市場參與者憂心,成功抑制通膨並維持經濟成長是否可同時並存。事實上,部份人指出這樣的貨幣緊縮,可能讓美國與歐元區經濟成長減緩幅度大過預期;但另一派則主張,緊縮幅度不夠,通膨會愈演愈烈。
如果大幅緊縮勢在必行,那麼經濟走下坡的壓力會更大,而其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必須慎重考量,像是資產價格的修正,以及新興經濟體資金外流。
大宗商品的價格也是海外風險之一,像是糧食價格。國際商品價格近來走低,反映的是對全球經濟走緩疑慮,但許多因素仍可能導致價格再度走揚,像是烏克蘭情勢發展。
根據我前面提過的國際貨幣基金報告,日本經濟成長率明年將高居七大工業國(G7)之首,其中兩大因素是關鍵。
首先是日本恢復經濟活動的時間點與其他經濟體不同。日本新冠疫情的警戒期比其他經濟體更長,外出用餐與旅遊需求壓抑已久,接下來,這些需求將實現。政府振興國內旅遊的方案,以及進一步放寬邊境管制,都會帶動觀光。此外,日本政府推動的經濟補助方案「綜合經濟對策」,也將為經濟成長帶來貢獻。
第二個因素是,儘管其他經濟體快速升息,日本持續透過貨幣政策,維持高度寬鬆的金融條件。即便海外利率大幅升高,日本企業的借貸成本一直非常低。在經濟活動恢復和原物料成本高漲下,日本企業所需營運資本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在借貸上依然採取積極立場,中小企業的財務體質也持續改善。
日本企業對於漲價向來格外謹慎,但近期大範圍產品都已漲價。日銀必須留意企業接下來的訂價行為,以及雇主薪資設定上的改變。當最有效率的潛在產出與實際產出之間的落差慢慢改善(編按:潛在產出是指想謀職勞工都找到工作時,該國的經濟表現。當出現落差,則表示還有員工找不到工作,就很難加薪),勞動市場會需要更多人力,這意味在服務業佔可觀比例的非正職員工薪資可望調高,在這之後,正職員工薪資也可望調漲。
拉長時間來看,儘管日本勞動年紀人口持續萎縮,但自2013年以來的近十年,女性和高齡者勞動參與率已達到高水準,使得總體勞動雇員人數多了400萬,但這也意味額外的勞動供給餘裕已經減少,很可能構成薪資調漲的條件。
日本通膨不是因為需求強勁
日本銀行在10月的政策會議,決定持續貨幣寬鬆政策。
4月以來,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都超過2%。如何以貨幣政策抑制通膨,必須依照物價上漲程度與上漲原因來考量,也因此各經濟體會有差異。
以美國為例,在疫情之後,美國以相對快的步伐開放經濟,至今消費活動依然旺盛。同時,勞力供給恢復得比較慢,面對勞動需求顯著提升,在通膨率已然相當高之下,薪資又大幅成長。最能反映薪資成長的服務費進一步推升整體通膨,在這樣的背景下,聯準會決定快速緊縮貨幣政策,抑制需求,降低通膨率。
歐元區需求則沒有美國強勁,人民的通膨預期普遍高漲,在能源價格助長之下,通膨率屢屢盤旋在10%左右,引發工資螺旋隱憂,也就是因為預期物價會攀升,員工因此要求更高的薪水,導致企業人力成本提高,推升漲價壓力。歐洲央行視抑制通膨為第一要務,決定實施貨幣緊縮政策,某種程度上願意接受緊縮政策對經濟的負面效應。
日本的情況與美歐不同。日本經濟依然在疫後復甦的路上,產出缺口依然處於負區間。日銀預測,產出缺口將在財政年度的下半年重回正值。但日本的通膨不是肇因於需求強勁,雖然當前達到2%以上,但多是出於進口價格高漲轉嫁給了消費者,到了2023財政年度,轉嫁效應就會散去。(編按:日本物價上漲跟歐美不同,是因為日圓貶值。)
如我所解釋的,國內與海外的經濟與物價發展,以及金融市場動向充滿不確定,日銀將密切審視。但當前,日銀依舊認為必須持續貨幣寬鬆政策,以此堅定地支持經濟活動,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提高薪資的環境,在薪資上漲支持下,也才能創造可持續性的物價穩定。(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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