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點燃的中美貿易戰火至今未歇，從貿易規範、政府補貼、網路控制到智慧財產權都成為戰場，全球都將迎接「兩套系統」的到來。
20年前，美國認為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富起來，政治民主化就會隨之到來。但美夢已被戰火燒為灰燼，美國「走錯」了哪一步？
中研院院士、前駐WTO常任代表朱敬一，在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的演講中，分析20年經貿環境的變遷，到底是誰做錯了？為什麼WTO難以修復？「聽了這場演講，終於讓我知道為什麼中國會支持WTO繼續存在，」前《中國時報 》總編輯黃清龍直言。
WTO是台灣唯一正式加入的國際經貿組織，面對經貿變局，台灣該如何重構新戰略？以下為演講重點摘錄：
中美貿易戰在川普上任後開打，當時全球鋼鋁市場波動劇烈，美國以國安理由對進口鋼鋁展開調查。緊接著，美國商務部宣布7年內禁止美國企業向中國電信設備商中興通訊銷售零件，華為本身及相關企業隨後被列入「實體清單」，不但限制交易，違者還要接受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這已經脫離貿易戰的範圍，中美之間以貿易大戰作為表象，背後實際上是一場科技戰。
中美在WTO的衝突可以分成很多面向，這些面向不是我講的，而是從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指控中國，或是中國反擊美國的內容歸納而來。
5大指控，中美貿易衝突在WTO無解
美國認為，中國根本是黨國資本主義，而不是市場經濟，指控內容包括中國製造2025、提供政府補貼等。在自由世界裡，通常是企業跟企業競爭，像是台積電與英特爾、三星競爭。但在非市場經濟，就會變成國家在企業後面支持，成了國與國的競爭。
第二，美國指控中國強迫智慧財產權移轉。第三是美國指控中國偷了他們的智慧財產權。
再來是中國的網路防火牆，USTR指出，中國政府封鎖了大約1萬個網站，全世界流量最高的25個網站就封鎖了13個。最後是資料在地化。比如說我拿VISA信用卡到中國消費，這些消費資料在資訊管制強的國家非常容易遭到攔截，難以傳回VISA的美國總部。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在當地消費產生的資料，他們可以擁有主權。
這些指控全都是在WTO提出的，但是WTO現行規範有許多問題，讓這些衝突始終無法獲得解決。即使各國曾提案針對透明性、爭端解決機制、電商和非市場經濟等議題，企圖修補規範、導正現況，但因為WTO採取全體共識決，要修改規則非常困難。
但為什麼WTO當初制訂的規則會有這麼多漏洞呢？問題又從何而來？
WTO未能預料的3大變局
簡單來說有3個面向：網路革命、報酬遞增，以及隱形的國營事業。
1994年，WTO創始會員正式簽訂條約，電商巨擘亞馬遜也在這一年成立。這代表當時網路應用才剛興起，會有多少商機還是未知數。但到了現在，電商大幅改變貿易環境，產生當年從未想過的貿易障礙。
只要一封鎖網址，消費者根本不知道這裡有販售這項商品，消費者無從比較，更不可能下單購買，因而形成貿易障礙。WTO沒有對此規範，因為1994年市場上還看不到這樣的商業模式。沒人做生意，自然不會制訂做生意的規範。
再來是報酬遞增，這在當年也很少出現。報酬遞增有兩種類型，比方說，社區的瓦斯管維護需要住戶分攤成本，所以住戶愈多，每個人分擔的維修成本愈低，這是生產面的報酬遞增。
另外，則是需求面的報酬遞增，以前談得非常少，但實際上是存在的，而且在網路世界更容易存在。
舉例來說，假設亞馬遜網站的商品最齊全、能吸引的消費者也最多，因此新廠商剛加入市場時會希望把商品放在亞馬遜。當每個人都願意這樣做時，亞馬遜的商品又更齊全，讓更多新廠商願意進來，消費者也愈多，亞馬遜營運規模變得更大。網路經濟和科技時代出現這種正面需求回饋：愈多人愛用，就愈多人用，一旦取得優勢就容易持續佔有優勢，難以逆轉。
WTO管不了中國製造2025
在這個前提下，「政府補貼」規則就成為漏洞。
WTO規範：產品離開工廠到進入市場之前，政府的手不能伸進來，禁止針對已存在的商品進行補貼。但高科技產業有很多產品需要研發，早在生產點之前，從實驗室就開始推動了。如果政府補貼讓廠商在研發階段就產生優勢，在報酬遞增情況下，將得以持續保有優勢，這就形成WTO規範的漏洞。
以美國的說法，這個漏洞就是中國製造2025。中國政府補助6G研發，在報酬遞增之下，其他國家很難追上補貼產生的優勢，但又無法在WTO提告，因為它只規範生產點到市場的補貼，從來沒有規範實驗室到生產點之間的過程。
有人說，研發出網際網路的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也是由政府大規模補貼其科研，為什麼允許美國，不允許中國？
我必須強調當中的差異。民主國家除了對中小企業的補貼，對科技研發的補貼大部份都是純科學，沒有立刻的商業利益；又或有可能的商業利益，但目前沒有明顯的受益目標。
除了網路，另一個例子是莫德納，它在2013年就得到美國政府補貼研發mRNA技術，但當年沒有新冠肺炎，會用在哪種疫苗、什麼疾病都沒人知道。用白話來講，就是「不能圖利」。但中國是直接補貼華為，華為背後其實有一隻政府的有形之手。
國家持股低於五成，但政府有影響力
這就是沒有預料到的第3個面向：廣布的「有形之手」。讀經濟學的都知道有無形之手，那叫作市場；美國對中國的指控是「有形之手」，就是政府。
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但全力推動大約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蘇聯解體則是在1991年左右。在WTO成立時，這兩個經濟體都不成氣候，所以當初大概沒想到，將來會面對如此大規模的有形之手。任何一個原來是集體國有的經濟體走向民營化，一定會發生弊病。任何一個要把國家慢慢開放轉向民間的時候，一定是有裙帶關係的人得利。
中國很多企業會受到國家影響，但全世界對國營企業的定義大多是「政府持股超過五成」，這太嚴格了，WTO也管不了。
很多美國官員說，他們20年前做錯了，意思是讓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你可以說這段話是對的，因為確實讓中國成為今日很強大的敵人；但也可以說他不對，因為這背後有很大因素是WTO條約簽訂時根本沒有想到的情況，難以評斷對錯。
美國20年前一廂情願地認為：我改變中國的經濟，這個國家自然就會變得民主。但你想想看，是經濟會影響政治，還是政治在影響經濟？我認為在中國共產黨體系之下，還是政治影響經濟比較多。運用WTO共識決的機制，這些漏洞只要中國反對，都無法更改。
體制衝突是台灣的切入點
針對這3個問題，我們看見美國在嘗試改變。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衝突的歷史中曾出現三道牆。第一道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這是軍事和政治的牆；第二道是歐巴馬任內推動的TPP，或是目前成形的CPTPP，這是貿易的牆；第三道是由川普立起的科技牆。
每道牆都會對貿易產生影響，但科技牆如果把硬體、抖音（Tiktok）等軟體，再加上資料在地化納入，這道牆的厚度、寬度是無法想像的，是非常大的障礙。
因此，談到美中衝突，大家會關注在地緣政治，但現在的衝突其實包括關稅、中國製造2025、5G／6G、量子運算、人工智慧，這些都跟地緣政治關係不大。
過去歷史上的衝突一定跟地緣有關係，但自從網路空間出來後，地緣就不是唯一的空間。
跟20年前比，台灣的力量的確變小了。2000年，美國、中國、台灣GDP加總，美國約佔87%、中國10%、台灣3%，當時台灣經濟將近是中國的三分之一，那時候有所謂的「三角形」。到去年，這個數字變成了57%、41%和不到2%，這個三角形慢慢地變成了「一根針」。
在三角形的時代，台灣還可以槓桿、挪移、閃躲，但變成一根針之後就變得困難了。我們的戰略需要改變，要成為「樞紐」角色。
台灣現在是一個針尖，要成為樞紐不能只被動等待機會，而是要預判局勢、提前做些努力，希望3、5年後局勢發展可以對自己更有利。
我想強調，美國和中國之間，如果看成修昔底德陷阱，那就不太容易看到體制的差別。我沒有否定背後有強權鬥爭，但不能只看強權鬥爭，否則就看不到體制衝突，看到體制衝突比較容易為台灣找到切入點。（責任編輯：賴品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