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的專欄，我介紹了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最近提出的「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問題。
奈伊擔心，由於美國無心也無力繼續扮演國際公共財供給者的角色，而中國尚未準備好填補這個真空，當前的國際體系，有可能掉入金德柏格所描繪一戰到二戰之間出現的秩序崩解。
奈伊所描繪的戰後國際秩序，是美國盛世下太平（Pax Americana）的憧憬，而對於美國霸權的兩面性避而不談，這是對複雜歷史的選擇性詮釋。對美國中心主義者來說，多數國家都是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他們是搭便車，並不分擔秩序維護的成本。
其實，在美國的霸權之下，除了它最親密盟友可以分享特權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順從者。他們受惠於這個秩序所提供的和平與經濟發展機會，但也只能接受美國霸權體系下，國際公共財長期供給不足或公共財品質不佳的問題，承受美國不時將公共財的成本任意轉嫁的問題，甚至，他們必須忍受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public bads）。
他們無從選擇，因為美國只准自己獨家提供國際公共財，也只提供它的意識形態體系所認可的公共財。它阻撓公共財提供的替代機制出現（儘管可能更符合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也極力防範新興大國來取代它的獨佔鰲頭地位。
例如，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美國在不少地區製造政治動亂，擅自進行軍事干預來鏟除反美政權；又如，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與解除金融管制，然後讓熱錢在各國興風作浪，讓華爾街有毒金融產品氾濫全球。這些都是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
再者，在七○年代初的「尼克森震撼」之後，美國無法提供穩定的貨幣秩序，長期濫用國際鑄幣特權，但又阻擋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特別提款權（SDR）機制升級為超主權貨幣，還不斷打壓歐元，就是提供劣質公共財。
所以，我們固然需擔心美國霸權衰退，國際公共財的提供機制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美國的逐步退位，也為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提供歷史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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