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外交的客觀環境跟主觀條件隨著時代在變,但就我們來講,一些基本的外交困難還是存在,人性的基本層面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六、七○年代,經濟不繁榮,政治也不民主,世界美蘇兩極化,很多國家要選邊。
因為美國的影響力,兩極化時期跟我們維持外交關係有六、七十國,當時我們是很多國際組織的成員。現在世界客觀來說比以前複雜。國家數量比以前要多,質更是不一樣。我們在處理所有的問題也比以前要複雜很多。
如果還照著以前的國際法、國際觀念來談,有些地方沒有辦法解釋現在的現象。台灣就是一個例子,所以我們必須要更有創意。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像是當年用Chinese Taipei參加奧會。中共要擠我們出來,但是我們要留在裡面,後來的亞洲開發銀行、APEC、WTO,現在的WHO,例子很多很多。我們不斷在思考,想辦法以創意的方式使得我們在國際社會得以生存下去,擴展生存空間。
這就是外交。用各種方法接觸、接近,有對話,讓他了解我們、信任我們、願意跟我們交往。我做了三、四十年,古今中外人性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個觀念可以思考所謂的外交大策略:談外交要看得遠,不光是看現在,要看未來。現在要贏的一個戰役︵battle),是不是能贏得一個戰爭(war),一個長遠的勝利,這必須要思考,這樣你現在所做的才有意義。
主權的觀念在演變。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有一天主權只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觀念。十六世紀以前,沒有主權這個觀念,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就開始談到主權的問題。發展到十九世紀,主權好像神聖不可侵犯。
事實上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可以看到主權的觀念在演變,有國際組織的成立,主權慢慢不是絕對不可修改的,主權已經是一個相對的觀念,歐盟就是一個試驗。
我們前陣子不是也談很多兩岸的整合,經濟、文化的整合,再考慮有沒有政治的整合。當然我們兩岸不是完全一樣,但是我們可以從歐盟的發展得到一些知識和經驗,得到一些啟發和參考。大家常常談本土化。本土化是很自然、不可避免的,因為你在這,人跟土是連在一起的,自然應該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並不排斥國際化和多元化。
對台灣來說,要生存發展,要比人家更國際化。我們甚至要比美國、 歐洲一般的人更國際化,那樣才是我們台灣未來生存發展繁榮的重要依靠。我們現在在台灣,地方不大,山就佔掉百分之六十四,人口這麼密集,而且又受到中共不斷打壓,真的好苦命。
大陸的崛起給他們自信,我們也要有自信。我們的發展是透明的,大陸也慢慢愈來愈透明,但是可以想像和觀察,他們也面臨很大的挑戰,很多的困難。
美國政府裡面我們朋友蠻多,雖然大陸比我們大那麼多,但是他們都對我們非常友好。說客觀一點,台灣蠻爭氣的,本來這麼窮的地方,現在這麼富裕,很多美國人看到我們這一段,他自然很佩服。再加上民主的過程,沒有流血,是和平的移轉,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很少國家可以這樣。所以美國國會、媒體,有些人是把我們當作一個成功的案例。
世界進步像賽跑,大家往前跑。台灣前一陣子跑得很快,但是政治開始民主化,難免有一些現象會出現。有的人說是陣痛,有人說陣痛怎麼這麼久?這時候整個社會就應該思考反省,然後出發。有的陣痛是不可避免的,但需不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這麼多的資源下去?我覺得從領導階層開始到選民,大家都有一部份的責任在內。
美國和歐洲都是下棋,都是辦外交,但是是不同的棋。美國跟我們交往比較多、比較深入、時間比較久也比較密切,相形之下歐洲沒有,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要更用心更努力,一方面讓他們多了解我們,也讓我們多了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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