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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世代 翻轉舊韓國

過去的韓國人,畢業後到跨國企業工作,會被認為不愛國; 現在的「八○九○世代」卻完全大翻轉。他們自許為最國際化的韓國人, 家長與社會的思維不斷鼓勵孩子走出去、向外學,韓國高等教育也被迫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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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韓國人,畢業後到跨國企業工作,會被認為不愛國;現在的「八○九○世代」卻完全大翻轉。他們自許為最國際化的韓國人,家長與社會的思維不斷鼓勵孩子走出去、向外學,韓國高等教育也被迫浴火重生……。

延世大學教授牟鍾璘不久前到首爾一家補習班學中文,他的同班同學裡,有位就讀小三的九歲女生。

牟鍾璘有天禁不住好奇,打探小女生為何這麼小就學中文。結果,他才發現女孩的父母已為她做好生涯規劃:小學在韓國打好基礎、中學六年前進中國大陸學中文、再到美國讀大學,練好英文。

這是典型南韓父母的教育計劃。即便每個家庭安排的學習順序不同,但他們都準備培養孩子有進入中國、進入全球的準備。

這位九歲女孩的故事,其實已提前在韓國「八○九○世代」上演。

八○九○世代指的是目前在韓國就讀大學的學生,他們出生在八○末、九○初,在韓國經濟成熟發展、企業走向全球品牌、人均所得一萬三千美元的優渥環境(如今是一萬七千美元)。

韓國最國際化的世代

這個世代是韓國最國際化的世代,他們自許為國際化的韓國人(Global Korean)。八○九○世代的重要特質包括:普遍能說多國語言、很會表達自我、有或多或少在國外生活的經驗,而且夢想很大,普遍渴望進入跨國公司或國際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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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著一頭長髮、單眼皮、一臉聰慧的宋恩永是首爾大學法律系三年級的學生;十二歲以前,她和父母居住在西班牙,說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與英語;上大學那年,父母親要求她回韓國念書,開始她韓國尋根之旅。她的夢想是當外交官,在世界上為韓國人發聲。

朴妍錦是延世大學主修國際研究的大二學生;綁著小馬尾、穿著馬靴,還戴藍色隱形眼鏡,打扮入時。她兩歲時跟著在三星工作的父親到英國,九歲回韓國。

朴妍錦說畢業後打算到美國念碩士,未來想到國際組織工作。這時她談到九月出任聯合國新任秘書長的南韓代表潘基文,帶著興奮說:「也許因為他,南韓學生比較有機會進聯合國。」

這一代和前幾個世代最大的差異是,他們在接受基礎教育時,南韓正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洗禮;南韓在一九九七年因金融風暴被IMF接管,金融等各體系開始走向國際化的標準、走向雙語的社會,同時也變得開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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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說要為國際企業工作,社會覺得不愛國,但現在的氣氛完全翻轉,」首爾大學大四學生金東信說。金東信的許多朋友已進入IBM、麥肯錫顧問公司工作。

社會與家長對國際化的熱切

為了成為國際人,韓國八○九○世代有很強的流動能量。而這份驅動力源自重視教育的南韓父母。

南韓人平均把所得的五○%投資在孩子的教育。家長的教育思維已是區域思考、全球思考。

打開南韓的電視台,一個名為「Super Kids」的益智節目裡,外國主持人全程以英語提問、評論,參加節目的全是小學生,聽、說英文的能力就如同母語般流利。

不少南韓的家長為了增加孩子的外語能力,進大學前就把孩子送去外語學校就讀。這五年首爾地區的外語高中有近二十家,進去得通過嚴格的英語考試,可說是搶破頭。

不只如此,南韓這五年更流行把孩子送到美國讀大學。不久前,南韓賣座的連續劇「愛在哈佛」就是訴說學生留學哈佛大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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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美國大學留學的南韓學生人數近九萬人,佔美國境內外國留學生總數的一三.五%,比重最大,超越印度、中國、日本與台灣。台灣留學人數不到四萬人,人數近年來不增反減。

韓企全球化後的工作流失,是促使新世代向外走的另一個關鍵。

哈佛大學畢業、第一代留學美國的延世大學教授金麥克指出,「一九七○或八○,你學工程,然後畢業後去三星工作,這樣就很好了;但當一堆這樣的工作轉到中國或印度,你要留在三星,一定要有中國或印度人沒有的能力。」

除了很強的語言溝通,韓國企業這幾年挑選人才時,更重視人才的自我表達、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

以韓國最知名的三星集團為例,一位西北大學畢業的女孩不久前在美國通過三星的甄試,考入三星公關部。她指出,第一輪通過電話口試後,進入第二輪的簡報面試。簡報主題由三星決定,在一個月前就給受試者,她當時遇到的題目是,三星在美國市場處於品質不高、價格過低的狀況,如果妳是三星的公關,如何拯救這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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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必須準備十分鐘的英語簡報,在八個主考官前,提出解決方案,並清楚表達想法。

學力比學位更重要

在媒體、社會集體的宣傳下,不少八○九○世代的大學生,對未來充滿危機感。

但他們面對危機的方式不像台灣或大陸學生流行考研究所、以高學歷解決問題,而是累積國外與實務經驗。

根據OECD最新的統計,韓國十八歲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中,就讀大學的比例有四八%,但其中,只有一七%的人完成學位。

這個數字的落差幾乎超過所有OECD其他發展中的國家,有人因此批評韓國教育體系。但不少受訪學生反映,中途退場的學生多半是出國或工作。

今年二十二歲的首爾大學學生金旻映,原本應是大四的學生,但她過去三年到美國讀語言學校,如今回校重讀一年級。問她會不會覺得後悔,她很自信說,「完全不會。接觸多元文化,看到世界長得什麼樣後,更清楚自己要什麼。」她現在的英文很棒,還擔任首爾大學接待外國學生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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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男生也很流行在大二先當兵三年,再回校讀書,原因是「不會與社會脫節」,這也是四年內完成學位比例過低的原因之一。
 在課堂之外,大學生積極參與社

活動。韓國大學社團內的學習與競爭意識很強。不少社團得經過徵選、面試,才能參與。

以首爾大學為例,其法律學院的社團裡有模擬的法庭,學生必須要通過公開徵選與考試才得進入;而商業性社團,如「新世代執行長」(N─CEO)的社團,學生要提交履歷表,通過一個小時專業知識的面試,錄取率約一○%。

韓國家長與學生對全球化的渴求,直接衝擊的是韓國高教體系。

韓國的高教五十年來,首次面臨國內學生的流失。因為無法提供國際化的英語環境與教學,每年約有一萬五千名優秀的高中生離開,前往美國常春藤大學。

「家長就把孩子送上機,到別的國家讀書,」延世教授金麥克指出,留學才有前途的想法,已從菁英階層擴大到中產家庭。

二○○三年,南韓海外求學人數為一五九萬人,但這個數字在隔年成長了一七%,增為一八七萬人。

面對有能力、有財力的八○九○的流動世代,韓國的教育體系只好被逼著進步。韓國高教體系和台灣相似,在九○年代快速膨脹,從一九九○年的二六五家擴增到三八三家,成長近四五%;入學新生成長了一倍,增為七十四萬。入學率已突破八三%。

走進首爾最好的三所大學,SKY體系(在南韓,學生的願望就是go to SKY;SKY分別是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的縮寫),經常看到三、五百位學生上課的景象,老師總照本宣科。

人數激增、教學品質下降、缺少外語授課環境,都是學生離開韓國的原因。

韓國教育部與各大學已意識到人才流失的嚴重性,開始改革。
 首先,韓國教育部在兩年前宣布「大學重建計劃」的構想,去年初提出該計劃的執行方案。
 該計劃最主要是要求所有受政府資助的國立大學,必須整併、減少學生錄取率,而私校在各式補助等誘因下,鼓勵自行改革。
 二○○七年,也就是明年,韓國十七所公立大學將會減少一萬兩千名的新生名額;而其他七所在大首爾地區的私校,包括延世、梨花等大學,也會減少三千多名的新生。

國際化,玩真的

雖然社會輿論與不少名列前茅的大學對此多所抱怨,但為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體系選擇斷尾求生。

就連大學本身也積極自我改造。

最明顯的改變是營造國際化校園,其中以延世、高麗兩所大學國際化腳步最快。

過去一年間,來到這兩所大學的演講的諾貝爾獎得主超過十位;由於這兩所大學是私校龍頭,比首爾等公立大學運作更有彈性。

多元招生管道、全英語課程設計、跨國學位授予、異地教學等,吸引不少韓生回流。

延世大學UIC學院甫公布的明年入學名單中,有二十四位申請至康乃爾、哥大、柏克萊、杜克等國外名校的外籍生,決定到UIC報到。而入學的八十五名學生,托福平均成績為二八八分(滿分為三百分)。

才招生兩年的UIC異軍突起的原因,是它採取與美國常春藤名校的模式,二十到二十五人的小班教學、全英語及專題討論授課。

另外它也走出特色,強調給學生「亞洲網絡」。每位學生在大四時參與一年的交換學生,前往日本早稻田、香港大學。UIC副院長金麥克清楚描繪學生的未來:「希望我們的學生以後到亞洲三個重要國家旅行,一通電話就能和各行各業重要的人聯繫。」

而這一波優秀的高中生出走所爆發的移動力,已加速南韓的大學跟上全球化的腳步;永遠向國際高標看齊的南韓,五年後,有機會以不同的教育面貌讓亞洲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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