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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2002年之後,台灣走上「愈賺愈薄」的16年?

隨台灣產業結構轉型,逐漸形成大企業獨佔出口額的局面,曾撐起台灣經濟的中小企業榮景不再,而最讓全民有感的實質薪資則是停滯16年,趕不上經濟成長。

中小企業-資本市場-出口-資通訊-實質GDP-實質薪資-購買力-關稅-代工製造-失業-工時 過去,台灣足見生產力大幅提升,但提高附加價值,是未來改善的方向。圖片來源:劉國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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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一座由「中小企業」撐起的海島。

手提一卡皮箱,全球跑透透的中小企業頭家們,挹注這座海島賴以為生的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命脈。

但過去20多年,佔全台企業總數高達97%的中小企業,出口額卻從1980年代的超過六成,節節下滑,2018年僅剩13.7%。(表1)

換言之,佔企業總數3%的大型企業,掌握了台灣86%的出口額

中小企業:佔出口比率大幅下滑

數字反轉背後,透露台灣不容忽視的企業面貌與產業結構的轉型。首先是金融市場變革的驅動力,允許企業藉由資本市場取得資本,中小企業逐漸走向大型化。

「以前資本額8億台幣以上就算大企業,現在可能10億都不算大,大家規模普遍變大了,」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施光訓說。

企業面貌變化背後,是哪些企業快速大型化?1990年代末期開始,電機設備與零件成為台灣主要出口產品,2003年之後超過30%,到2018年更達到43%。

資通訊產業的創業第一代,靠著製造出口,讓企業長大。台灣過去20年,企業也靠運籌帷幄這塊肥沃的「中間財」,撐起台灣的經濟發展。

「所謂的中間財,往上接不到原料,往下摸不到市場,」施光訓坦言,過去代工製造賺中間財的商業模式,讓中小企業走向大型化,但台灣企業生產的產品,附加價值增加卻十分有限。

薪資:生產力、經濟成長未帶動漲薪

體現在台灣人民的「薪資」成長,便與「生產力」成長,發展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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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代表生產力及經濟成長,也應當連帶推升薪資成長。

台灣在2002年之前確實如此,但2002年後,代表勞工生產力的「實質GDP」雖然持續成長,但代表人民購買力的「實質薪資」卻陷入16年的停滯。(表2)

中研院經濟所助研究員楊子霆分析,2002年後代表「生產品價格」的GDP平減指數下滑,代表「消費品價格」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卻一路上升,差距逐年擴大,代表過去16年台灣生產力雖然成長,但生產的產品卻愈來愈便宜。

為什麼在2002年之後,台灣走上「愈賺愈薄」的16年?

「不能忽略中國崛起的因素,」楊子霆觀察。2001年中國加入WTO,關稅優惠待遇推升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包括台商在內的資通訊代工業西進,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成長,帶動中國崛起的同時,也壓抑了台灣企業在台灣該落實的技術升級與員工調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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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國進入了台灣擅長的代工製造領域,發動紅海式的低價競爭。台灣出口商品價格逐年下跌,代表生產力雖然提升,卻都是奠基在生產愈來愈低價的產品上。

楊子霆回頭檢視,台灣生產所賺到的錢(GDP),換以國內消費物價(CPI)來調整對照,就如實質薪資一樣,在2002年前後就停滯,「企業利用西進廉價勞工成長,但台灣本身沒有升級,」楊子霆坦言,中國成長帶動中國薪資成長,台灣卻停滯了。

這凸顯過去20年薪資停滯背後,台灣產業轉型升級的瓶頸。

但過去一年貿易戰帶給台灣新契機,投資增加,台灣經濟體質可望好轉

2019年第四季,台灣景氣轉佳,台商回來找人、找地,外商包括Google、微軟、亞馬遜也來台灣設研發中心。

「以前把台灣當工廠,現在把台灣當研發中心,這對台灣也是一種加值,」政大台灣研究中心主任連賢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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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年大家跳過台灣直接去中國投資,現在想到台灣了,投資就是未來的效應,也可帶動薪資成長,」楊子霆說。

即便台灣人民的實質薪資停滯,但好消息是失業率與工作時數則逐步改善。

勞動:長期失業與超時工作減少中

以「總體失業率」來看,台灣從金融海嘯後,2009年的5.9%,降到2018年3.7%。「長期失業率」也從2003年最高峰的20.9%,降到13.9%。兩個指標都是來到近10年新低。(表5)

「相較OECD國家失業率,台灣約在3%多,算是比較好的,」連賢明觀察。

但特別要注意的是年輕人失業比例上升。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中揭露,15至24歲的失業者裡,中長期失業者佔比持續上升。這也代表在台灣總體長期失業率下降的同持,年輕失業者卻也面臨長期失業的困境。

再看到勞工工作時數上,台灣勞動者過去最為人詬病的超時工作也有改善,稍微舒緩「過勞之島」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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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美好生活指數」,將每週50小時工作時數作為長工時的門檻來看,台灣「每週平均總工時達50小時以上」的比例,在歷經2000年第一波勞基法修正,規定每兩週總工時不得逾84小時,和2016年進一步改為單週工時不得逾40小時等,已從2000年的12.9%,降到2018年的5.9%。(表4)

若和國際比較,台灣的「每週經常工時50小時以上」比率,2016年為8%,優於同為亞洲國家日本的21.8%與韓國的20.8%。

「全時就業者每週經常工時」比率的部份,2017年台灣42.3小時,就短於日本的45.1小時、韓國的46.8小時,甚至也比新加坡的45.9小時來得短。

2017年實施一例一休,勞動部與地方勞政主管機關承諾保障勞工權益。(邱劍英攝)

當然不同的產業與勞動環境,真實狀況或有落差。

連賢明坦言,面對日韓,台灣相對短,但台灣勞基法,設定的是20年前的工廠模式。「現在工作型態一直變,20年前根本沒有Uber Eats,」他直言這類兼職的變形工時,也是未來法規需要持續留意與調整的地方。

台灣勞基法仍是20年前的工廠模式,未來面臨變形工時,法規也需因應時代變遷而調整。(黃明堂攝)

財政:政府負債比上升,但仍可控

然而要推動台灣整體產業升級與環境軟硬體改善,政府是否有穩健的體質來進行國家轉型升級是關鍵。

攤開台灣政府的負債狀況,中央政府未償債比重從最高峰2012年的36.2%,降到2018年的31.4%,但仍逼近台灣法定上限40.6%,比20年前成長近一倍。(表3)

負債比,代表政府一年要用多少所得,才能把累積的債還完。負債比愈低,代表政府能夠償債的能力較強。

台灣在1998年實施「兩稅合一」,調降金融營業稅率並延長租稅優惠等,導致政府歲入大幅下滑。後來調降營所稅、遺產稅及贈與稅稅率,政府財政赤字一路上飆。直到2014年之後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和檢討補助與退休金制度等稍微改善。

台灣政府的負債比雖然較20年前高,但放在國際標準來看,仍很健康。

台灣政府債務結構相較國外,最特殊之處就是皆為國債而無外債,外匯存底豐厚甚至可以借錢給其他國家。台灣政府零外債的結構,躲過1997亞洲金融風暴。相較台灣,外債高的韓國當年就受到極大影響。

因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政府對每人發放3600元消費券,共舉債858億。(黃明堂攝)

「以亞洲國家來看,台灣已算是資優生,」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吳文傑觀察。

國家需要適度舉債發展。美國政府舉債超過80%,日本超過200%,新加坡政府也是超過100%,以新加坡政府來說,就是利用負債來帶動國家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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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傑坦言,即便台灣政府負債比不含包括退休金支付等隱藏性負債,但整體而言仍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如果人民要求政府維持低負債,又不要收稅或提高稅率,那政府無法做事,也不能推動基礎建設,」吳文傑認為,維持財政紀律的同時,也要兼顧國家持續的發展。

「台灣經濟差不多到一個轉型的點,人民更在意的是有幸福感的經濟發展,」施光訓說。

展望未來20年,台灣經濟發展站上一個新拐點:一個由中大型企業驅動的出口型海島經濟,更期盼新投資、新建設,往高附加價值的一端走。(責任編輯:賴品潔)


台灣大事紀

經濟與勞動
1996年 通過公共債務法,降低歲出佔GDP比重,改善財政赤字
2000年 承接省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債務規模大幅提升
2001年 法定工時從每週48小時(一週工作6天)降低為雙週84小時
2007年 自1997年以來10年未漲的基本工資(15840元)調整為17280元
2009年 因應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政府對每人發放3600元消費券,共舉債858億
2011年 教育部推動「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22K方案)自2009年4月至2011年9月間,分兩階段實施
2014年 推動財政健全方案
2017年 實施「勞基法」修正案「一例一休」,工時降低為每週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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