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漫遊錄》榮獲國際布克獎!楊双子: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混雜與勇氣

楊双子以《台灣漫遊錄》摘下2026國際布克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台灣作家,作品已賣出23國語言譯本。楊双子談的不只殖民與女性,為何烏克蘭與中東歐讀者,會在一本台灣歷史百合小說裡看見自己?

台灣文學-作家-布克獎-臺灣漫遊錄-歷史小說-台灣認同 楊双子接受《天下》專訪談及台灣認同時說,不管立場如何不同,我們都在共同決定這塊土地的未來,「民主的痛苦,恰恰證明了我們是自由的人。」圖片來源:王建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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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一名台灣人,是我的幸運;能夠以台灣作家的身分站在這裡,是我的驕傲,」5月中,當作家楊双子與譯者金翎以《台灣漫遊錄》奪國際布克獎,兩人的得獎感言,有如海嘯,席捲全台。

這是台灣第一本,同時拿下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國際布克獎、金鼎獎的原創小說。

透過書中的女性情誼、殖民記憶與權力關係,台灣崎嶇的身世,彷彿在全球解密。

楊双子本名楊若慈,筆名「双子」與已逝的雙胞胎妹妹楊若暉共用。出身混亂家庭,她倆相依為命,一起打工求學、共同創作。妹妹先一步離世,她努力連她的份一起活下來。

台灣漫遊錄-楊双子-金翎-國際布克獎楊双子與金翎透過《台灣漫遊錄》,用文學讓台灣崎嶇的身世被世界看見。(法新社)

以文學為載體,《台灣漫遊錄》最大的特色是,納入台文、中文、日文,如實寫下這座島嶼的多聲交織,多血脈、流通、混雜的本質。

而金翎的翻譯,對此多聲交織毫不妥協。她在書中加上譯者的注腳、序與後記,詮釋原著三種不同的發音系統。

「《台灣漫遊錄》完成了一項驚人的雙重成就:它既是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是尖銳有力的後殖民小說,」布克獎評審主席布朗(Natasha Brown)如此講評。

此書如今已售出29國語言譯本,但美國得獎後,率先表達興趣的竟然是烏克蘭。這讓楊双子意識到小國的經驗,竟然能隔著千里,在世界發力。以下為專訪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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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漫遊錄》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後,很快烏克蘭就來買版權,後來東歐、中歐國家也都陸續來買。我其實很好奇,為什麼是這些國家先來?2024年,我去了中歐文學節,在捷克、斯洛伐克跑了4個城市,和當地讀者對話。交流的過程裡,我突然覺得他們的歷史,其實跟台灣很相似。

那是一種作為小國,曾經在大國底下,被重組、被支配的經驗,並思考我們怎麼在巨大的帝國裡找到自己——我有我自己的國家意識,我不是你那個國家的人。就算對方在語言、文化、經濟、軍事上都很強,但我不要那個強。就算我弱,我也依然希望我是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感覺到,中東歐國家解殖與國家獨立之後,那些過去不能談論的東西,開始能說得出口了。而他們在台灣身上看到:原來在遙遠的亞洲,也有一個小島,和我們有類似的情感結構。

看世界文壇:隱沒的女性聲音,突然像主旋律浮現

除此之外,讀者也在「女性」這個身分上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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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0年,母親、祖母、甚至曾祖母那一代女性遭遇的事情,和今天其實沒有相差太遠。讀者開始回頭追問:以前的女性,是怎麼思考、怎麼活下來的?

當然,這遇上了更大的文學潮流。我拿到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那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韓國女作家韓江。這有某種共通性:同樣都是處理歷史傷痕的亞洲女性,都在描寫國家巨大的權力與暴力底下,不知道如何自處的人們。我不是把我們劃上等號,但它是一種思潮:整個世界文學的視角像一盞探照燈,在時代風潮轉動的時候,剛好照到了這個屬於女性的區塊。

於是原本存在、但比較隱沒的聲音,突然像主旋律一樣浮現出來。

我認為台灣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就是包容性。

台灣是一個海島,來來去去的人很多。這種流動,會長出一種生存智慧:我們得一起活下來,所以就必須學著和不同的人找到折衷、共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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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一定有很多衝突,從原漢衝突、漳泉械鬥,到日本殖民、中華民國,皆是如此。

再往下走,我們會慢慢發現,台灣本來就不是只有一條血脈的國家,我們一直是流動、混雜的。

而我理想中的台灣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語言或信仰上。

談台灣認同:民主的痛苦,證明我們是自由的人

不管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我們是因為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並且共同決定這塊土地的未來,所以成為台灣人。

而且我們已經開始累積屬於自己的共同歷史經驗。從反萬年國代、要求總統直選,到後來各種社會運動,這些都是共同經驗。

即使大家立場不同也一樣。像大罷免,有人覺得是勝利,有人覺得是失敗。但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哪一邊贏,而是因為我們共同經驗了一次「由人民自己決定國家未來」的政治事件。

有人因為大罷免覺得痛苦,但那個痛苦,其實很重要。因為只有自由的人,才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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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心理學大師佛洛姆的經典之作《逃避自由》裡談到的,人有時候會逃避自由,因為真正自己決定命運,其實很痛苦。失敗了、做錯了,都要自己承擔。所以有些人懷念被權威統治的狀態,因為那樣比較輕鬆。

要知道,民主的痛苦,恰恰證明了我們是自由的人。

談文學力量:把妖魔還原為人,鬆動社會結構

有人會質疑文學的有用性。但只有文學的探照燈,可以改變人們看事情的方式,儘管可能要花上好幾個世代的時間。

在我之前,已經有很多作家前輩這麼做。像李昂老師寫《殺夫》,那個年代女人被打,加害者不只是打人的丈夫,其實還有旁人的「不在乎」。《殺夫》寫出來之後,我們便能同理女人的環境。

這種理解就會擴散到日常生活裡。如果今天我聽到有人在打老婆,我會覺得我該介入,那她的困境就有機會被鬆動。

這是文學才能做到的,這是「故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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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閱讀與寫作的過程裡,慢慢找到彼此共同認同的東西,然後我們去增長、穩定、支持這個價值觀,最後才有機會改善它。

透過文學,我們會看見困境為什麼會形成。不是因為有某個更強大的男人、國家或權力,單純想打壓他們而已,而是整個文化、整個社會氛圍,都在鼓勵某些人勝出。

LGBTQ也是一樣。一個人被客體化到極致的時候,就會開始被妖魔化,妖魔化的結果是人們會覺得他受到的侮辱、傷害與困境,都是他咎由自取——於是不規矩的女人被打死是應該的,娘娘腔被打死也是應該的。

可是文學會讓我們重新看到,他其實跟我們一樣,也有痛苦、也有悲哀。我們就會慢慢把他,重新看回一個真正的人。

(王建棟攝)

談作品出海:有楷模在那裡,你才會相信路能走通

現在的文學創作環境和20年前差很多。我18歲就拿到第一個小說合約,當時寫作圈都很悶。我們不知道怎麼出去,也不知道台灣文學有沒有機會走出國門。但是這5年特別有感覺,世界開始看見台灣。像文策院的「Books from Taiwan」計劃,就是把台灣的作品往外推。

而像李昂老師、吳明益老師,或後來的陳思宏,他們有很多國家的譯本、得過國際獎項,這些都會讓我們意識到,台灣文學也做得到。

有一個楷模在那裡,你才會相信這條路原來可以走到那裡。因為如果你原本覺得那是一條死路,你不會去走。

另外,和前面的世代相比,科技與教育讓我們更容易走出去。不管是留學,或者赴外國藝術村駐村,都更加頻繁,也更容易達成。

所以當我們思考台灣到底要以誰為對話對象時,就不會只停留在以前想得到的中國、日本、美國。

像是想像不到,捷克竟然也可以和我們有對話的地方,但現在就有了。

種種的變革,都讓大家慢慢意識到:我們可以寫,我們寫的東西是有機會被看見的,也有機會和世界對話。

談新世代挑戰:開始承擔社會責任,才叫知識分子

當代年輕世代的挑戰,我會覺得是虛無。社群媒體發展之後,很多痛苦都來自比較。

人如果認清自己的座標和定位,在能發展的空間裡,發揮出最大值,理論上就很圓滿了。這是讓精神狀態穩定下來,唯一的方法。

只是我們的文化還來不及把這件事情教育完,社群網站又把很多價值觀放大成某種歪風。

小說家能做的,是提供更好的願景:有沒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值得追求的人生價值?

如果開始鼓勵別的價值——正直、願意承擔風險、願意提供幫助,那人們也許就不需要再靠華服和跑車,來彰顯自己的價值,而是透過「做一個好人」獲得價值感。

這也連結到,新世代創作者到底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們的挑戰是有沒有意識到自己要溝通價值的社會責任。

到了這個時代,我們開始會問:我們有社會責任嗎?背負它比較好嗎?對誰好?

人們開始不想被控制、服膺規則。只是又會遇到現代人的難題:我想脫離群體,可是脫離後的虛無感又非常劇烈。

於是我們得面對:人終究是群體性的生物,是不是應該對群體有貢獻?

而那種責任感,最重要的是讓人和社會產生連結。

以文學來說,新的寫作者如果沒有找到自己想承擔的社會責任,只是想拿獎、想成為作家,那作品會沒有施力點,變得很空洞。

因為寫作本來就該有想發聲的事情,有想透過文學和世界對話的東西。

台灣的大學普及率已經很高了,但不是拿到大學學歷就叫知識分子。我認為,一個人開始承擔社會責任的那一刻,才叫知識分子。

你的知識和專業,要能夠對群體產生作用。因為人類說到底,只有在自己創造的事情對他人產生作用時,才會感到有意義。文學創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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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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