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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一名台灣人，是我的幸運；能夠以台灣作家的身分站在這裡，是我的驕傲，」5月中，當作家楊双子與譯者金翎以《台灣漫遊錄》奪國際布克獎，兩人的得獎感言，有如海嘯，席捲全台。
這是台灣第一本，同時拿下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國際布克獎、金鼎獎的原創小說。
透過書中的女性情誼、殖民記憶與權力關係，台灣崎嶇的身世，彷彿在全球解密。
楊双子本名楊若慈，筆名「双子」與已逝的雙胞胎妹妹楊若暉共用。出身混亂家庭，她倆相依為命，一起打工求學、共同創作。妹妹先一步離世，她努力連她的份一起活下來。
以文學為載體，《台灣漫遊錄》最大的特色是，納入台文、中文、日文，如實寫下這座島嶼的多聲交織，多血脈、流通、混雜的本質。
而金翎的翻譯，對此多聲交織毫不妥協。她在書中加上譯者的注腳、序與後記，詮釋原著三種不同的發音系統。
「《台灣漫遊錄》完成了一項驚人的雙重成就：它既是動人的愛情故事，也是尖銳有力的後殖民小說，」布克獎評審主席布朗（Natasha Brown）如此講評。
此書如今已售出29國語言譯本，但美國得獎後，率先表達興趣的竟然是烏克蘭。這讓楊双子意識到小國的經驗，竟然能隔著千里，在世界發力。以下為專訪精華：
《台灣漫遊錄》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後，很快烏克蘭就來買版權，後來東歐、中歐國家也都陸續來買。我其實很好奇，為什麼是這些國家先來？2024年，我去了中歐文學節，在捷克、斯洛伐克跑了4個城市，和當地讀者對話。交流的過程裡，我突然覺得他們的歷史，其實跟台灣很相似。
那是一種作為小國，曾經在大國底下，被重組、被支配的經驗，並思考我們怎麼在巨大的帝國裡找到自己——我有我自己的國家意識，我不是你那個國家的人。就算對方在語言、文化、經濟、軍事上都很強，但我不要那個強。就算我弱，我也依然希望我是自己的國家。
所以我感覺到，中東歐國家解殖與國家獨立之後，那些過去不能談論的東西，開始能說得出口了。而他們在台灣身上看到：原來在遙遠的亞洲，也有一個小島，和我們有類似的情感結構。
看世界文壇：隱沒的女性聲音，突然像主旋律浮現
除此之外，讀者也在「女性」這個身分上產生共鳴。
過去100年，母親、祖母、甚至曾祖母那一代女性遭遇的事情，和今天其實沒有相差太遠。讀者開始回頭追問：以前的女性，是怎麼思考、怎麼活下來的？
當然，這遇上了更大的文學潮流。我拿到美國國家圖書獎的那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韓國女作家韓江。這有某種共通性：同樣都是處理歷史傷痕的亞洲女性，都在描寫國家巨大的權力與暴力底下，不知道如何自處的人們。我不是把我們劃上等號，但它是一種思潮：整個世界文學的視角像一盞探照燈，在時代風潮轉動的時候，剛好照到了這個屬於女性的區塊。
於是原本存在、但比較隱沒的聲音，突然像主旋律一樣浮現出來。
我認為台灣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就是包容性。
台灣是一個海島，來來去去的人很多。這種流動，會長出一種生存智慧：我們得一起活下來，所以就必須學著和不同的人找到折衷、共存的方式。
一路上一定有很多衝突，從原漢衝突、漳泉械鬥，到日本殖民、中華民國，皆是如此。
再往下走，我們會慢慢發現，台灣本來就不是只有一條血脈的國家，我們一直是流動、混雜的。
而我理想中的台灣認同，不是建立在血緣、語言或信仰上。
談台灣認同：民主的痛苦，證明我們是自由的人
不管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新住民，我們是因為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並且共同決定這塊土地的未來，所以成為台灣人。
而且我們已經開始累積屬於自己的共同歷史經驗。從反萬年國代、要求總統直選，到後來各種社會運動，這些都是共同經驗。
即使大家立場不同也一樣。像大罷免，有人覺得是勝利，有人覺得是失敗。但它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哪一邊贏，而是因為我們共同經驗了一次「由人民自己決定國家未來」的政治事件。
有人因為大罷免覺得痛苦，但那個痛苦，其實很重要。因為只有自由的人，才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痛苦。
我想到心理學大師佛洛姆的經典之作《逃避自由》裡談到的，人有時候會逃避自由，因為真正自己決定命運，其實很痛苦。失敗了、做錯了，都要自己承擔。所以有些人懷念被權威統治的狀態，因為那樣比較輕鬆。
要知道，民主的痛苦，恰恰證明了我們是自由的人。
談文學力量：把妖魔還原為人，鬆動社會結構
有人會質疑文學的有用性。但只有文學的探照燈，可以改變人們看事情的方式，儘管可能要花上好幾個世代的時間。
在我之前，已經有很多作家前輩這麼做。像李昂老師寫《殺夫》，那個年代女人被打，加害者不只是打人的丈夫，其實還有旁人的「不在乎」。《殺夫》寫出來之後，我們便能同理女人的環境。
這種理解就會擴散到日常生活裡。如果今天我聽到有人在打老婆，我會覺得我該介入，那她的困境就有機會被鬆動。
這是文學才能做到的，這是「故事」的力量。
我們會在閱讀與寫作的過程裡，慢慢找到彼此共同認同的東西，然後我們去增長、穩定、支持這個價值觀，最後才有機會改善它。
透過文學，我們會看見困境為什麼會形成。不是因為有某個更強大的男人、國家或權力，單純想打壓他們而已，而是整個文化、整個社會氛圍，都在鼓勵某些人勝出。
LGBTQ也是一樣。一個人被客體化到極致的時候，就會開始被妖魔化，妖魔化的結果是人們會覺得他受到的侮辱、傷害與困境，都是他咎由自取——於是不規矩的女人被打死是應該的，娘娘腔被打死也是應該的。
可是文學會讓我們重新看到，他其實跟我們一樣，也有痛苦、也有悲哀。我們就會慢慢把他，重新看回一個真正的人。
談作品出海：有楷模在那裡，你才會相信路能走通
現在的文學創作環境和20年前差很多。我18歲就拿到第一個小說合約，當時寫作圈都很悶。我們不知道怎麼出去，也不知道台灣文學有沒有機會走出國門。但是這5年特別有感覺，世界開始看見台灣。像文策院的「Books from Taiwan」計劃，就是把台灣的作品往外推。
而像李昂老師、吳明益老師，或後來的陳思宏，他們有很多國家的譯本、得過國際獎項，這些都會讓我們意識到，台灣文學也做得到。
有一個楷模在那裡，你才會相信這條路原來可以走到那裡。因為如果你原本覺得那是一條死路，你不會去走。
另外，和前面的世代相比，科技與教育讓我們更容易走出去。不管是留學，或者赴外國藝術村駐村，都更加頻繁，也更容易達成。
所以當我們思考台灣到底要以誰為對話對象時，就不會只停留在以前想得到的中國、日本、美國。
像是想像不到，捷克竟然也可以和我們有對話的地方，但現在就有了。
種種的變革，都讓大家慢慢意識到：我們可以寫，我們寫的東西是有機會被看見的，也有機會和世界對話。
談新世代挑戰：開始承擔社會責任，才叫知識分子
當代年輕世代的挑戰，我會覺得是虛無。社群媒體發展之後，很多痛苦都來自比較。
人如果認清自己的座標和定位，在能發展的空間裡，發揮出最大值，理論上就很圓滿了。這是讓精神狀態穩定下來，唯一的方法。
只是我們的文化還來不及把這件事情教育完，社群網站又把很多價值觀放大成某種歪風。
小說家能做的，是提供更好的願景：有沒有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值得追求的人生價值？
如果開始鼓勵別的價值——正直、願意承擔風險、願意提供幫助，那人們也許就不需要再靠華服和跑車，來彰顯自己的價值，而是透過「做一個好人」獲得價值感。
這也連結到，新世代創作者到底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責任，他們的挑戰是有沒有意識到自己要溝通價值的社會責任。
到了這個時代，我們開始會問：我們有社會責任嗎？背負它比較好嗎？對誰好？
人們開始不想被控制、服膺規則。只是又會遇到現代人的難題：我想脫離群體，可是脫離後的虛無感又非常劇烈。
於是我們得面對：人終究是群體性的生物，是不是應該對群體有貢獻？
而那種責任感，最重要的是讓人和社會產生連結。
以文學來說，新的寫作者如果沒有找到自己想承擔的社會責任，只是想拿獎、想成為作家，那作品會沒有施力點，變得很空洞。
因為寫作本來就該有想發聲的事情，有想透過文學和世界對話的東西。
台灣的大學普及率已經很高了，但不是拿到大學學歷就叫知識分子。我認為，一個人開始承擔社會責任的那一刻，才叫知識分子。
你的知識和專業，要能夠對群體產生作用。因為人類說到底，只有在自己創造的事情對他人產生作用時，才會感到有意義。文學創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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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