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泰國封殺10年、能與張忠謀談半導體　政治金童皮塔是誰？

「不能再只用改革說服選民了，」皮塔受訪時也自知。

不能碰政治的這兩年，受母校哈佛大學的邀請，單親爸爸皮塔帶著10歲的女兒，前往全球知名的甘迺迪學院擔任客座研究員。

他的學生有鴻海高階主管，研究室的隔壁有委內瑞拉的前副議長、紐西蘭前總理，還有美國前國務卿。

「以前我來念教科書，但現在我來幫忙寫教科書，」皮塔形容，他每週開放的辦公室時間，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紛紛向他請益如何打擊貪腐？如何成立新政黨？

他甚至趁著美國、泰國往返之際，每年固定在台北停留兩、三次，向台灣學習。他跟前數發部長唐鳳、壯闊台灣聯盟創辦人吳怡農、前總統蔡英文都有交流，有產業背景的他，更透露曾與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吃飯聊過，如何在泰國發展半導體產業。

棄商投政的他，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

採訪安排在他下榻飯店，泰國旅客一看到他，不顧行李還攤著，追著他要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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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網紅」一樣，皮塔習慣成為幕光燈追逐的焦點。但這一次接受專訪，他把聚光燈留給了全球民主發展。

「我更擔心世界向右轉，」皮塔直言，那不只是泰國的事，也是他對台灣、還有全球的示警。

以下是在台北專訪皮塔的訪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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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看到最新的泰國大選結果，你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答：失望，但沒有絕望。

民主不是一條直線，人生也不是。抗爭會持續，要讓希望活著。

問：這次泰國眾議院大選和上一次2023年的國會選舉相比，有什麼不同？

答：2023年我勝選時，泰國才剛走出「失落的10年」。在軍事政變後，我們稱泰國進入了「偽裝成民主的獨裁」。

在當時，選民決定的關鍵因素只有一個：政治定位。

我們當時打出一句話，我想直接用泰文語境來說：「No uncles, No us」（有阿伯，就沒有我們）。

因為泰國退役的老將軍年紀都大，我們把他們稱為阿伯。如果你想擺脫由軍政府設計出來的這個失落10年，就選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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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勝選，我們不會和這些人組成任何聯合政府，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再忍受任何軍事政變。

這個定位，最後成為一個席捲泰國上上下下的敘事。不論是保守派、自由派，城市或鄉村，年長或年輕的選民，都被動員。

僅僅靠一句「不要阿伯」，我們最後拿下1400萬張選票。

但過去3年，整個世界變了。不管是美國、歐洲、還是台灣，政治變得更分眾、更複雜，泰國也是。

（王建棟攝）

首先是衝突加溫。泰柬邊境衝突，除了讓民眾關注國防，更多錯假訊息成為苗火、被用來攻擊自由派。

當民族主義、國族情緒高漲，堅持自由派的價值非常困難，就連北歐也是，包括芬蘭、波蘭在內，相繼退出《渥太華公約》（編按：禁止使用地雷的公約），開始在與俄羅斯接壤的水域部署地雷。

受到烏克蘭戰爭、以哈衝突等影響，整個世界的政治光譜都在向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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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氣候變遷。泰國南部的合艾，去年底發生了史上最嚴重的洪水與暴洪。過去，因為靠近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合艾深受旅客喜愛。但洪水一來，也讓選民判斷，誰有更好的綠能政策，誰有更好的危機管理能力？

第三個是貪腐。這一點和台灣有關，也就是詐騙橫行。

《經濟學人》去年針對「殺豬盤」有一系列的播客節目，報導特別點出，泰國身處交通樞紐，現代奴役的受害者往往會先抵達泰國、再被送往鄰國；與此同時，背後也牽涉到泰國貪腐問題，誰能處理好貪腐，也左右這次勝選。

最後一個因素是經濟。截至今年，泰國仍是東協僅次於印尼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新加坡或越南，應該很快就會超越我們。

去年，泰國經濟的成長率，大約只有2%。泰國還是開發中國家，但我們的成長速度跟已開發國家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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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大選，我們談的是政治脊梁、要對抗獨裁。但現在，議題高度分眾，有衝突、有氣候、還有貪腐跟經濟，不再有單一共識，也不再只有一句能打動所有人。

但昨晚，我其實睡得還不錯，因為我想到一個總體戰略。我認為泰國民主派，未來的要走的路線會是「超級在地化」。

從現在開始，競選必須是一場非常草根的運動。一年365天、連續4年，每一天都要下到鄉村地區去理解當地情況。在動員之前，你必須先理解鄉村發生了什麼。

問：未來任何想要推動改變的政黨，面對議題高度分眾，都需要聚焦在地化？

答：美國其實已經發生了。

當我在哈佛客座時，很多同事曾經為歐巴馬團隊工作，他們指出，缺乏在地經營、缺乏理解鄉村地區，是民主黨錯敗的關鍵。

特別是我們現在身處「沒有秩序」的新世界，民主派更必須採取高度的在地化策略。

我今年46歲，我成長的年代是「公理造就實力」，由國際規範與規則主導。

但現在，我們正進入「實力即公理」的叢林時代。誰擁有更強大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實力，就能對較小的社會發動侵略。

整個世界因此像進入一場競賽，比軍事、比科技、比經濟。

誰會因此受害？

全球公共債務已經來到二戰以來的最高點，各國財政空間都非常有限，如今卻把所有資金都投入到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競賽，嚴重壓縮社會福利。

這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嗎？全球民主派必須團結起來，找出另一個世界模式。

問：離開政治舞台之後，你對投身政治、失去權力等，有什麼體悟？

答：在政治中，我學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所有攻擊當成針對個人。

不論是對我的人身攻擊，或是試圖阻止我執政的司法騷擾或憲政機制，我都沒有把它當成針對我個人。我選擇把注意力放在「我走了多遠」。

我38歲才踏入政壇，本來只是要當一名國會議員。但政黨被查禁後，我站出來成為領導者，第一次以總理候選人的身分參選，在一個被設計成要註定要輸的制度裡，我仍然擊敗了所有在位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已經沒有什麼要證明。一個政治菜鳥，第一次領導一個政黨，作為「指定倖存者」、我擊敗了所有人。

但若從專業角度來看，我從「權力」學到的是，我非常憂心，泰國正陷入經濟惡性循環，一個不容易被打破的惡性循環。

正如我前面所提，我們經濟成長率跟已開發國家一樣，年齡中位數已近42歲，超過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對此我非常憂慮。

問：但你在新書的結尾，似乎對重返政治有所猶豫？

答：我在書的最後一章裡，想像的是我政治禁令的最後一天。

我面對的是一個為期10年的政治禁令。那一晚，將是歸還我政治權利、可以再次參選公職的前一夜。

那時我的女兒已經18歲，而不是如今的10歲。我的時刻將到來，終於有機會實踐我的願景，讓泰國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成為對亞洲社會、對世界更好的貢獻者。

我毫不懷疑有一天自己一定會回去。

（責任編輯：宋玟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