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柯林頓以「笨蛋,問題在經濟!」作宣傳標語,提醒經濟議題才是王道。
令人擔憂的是,對於台灣現行雙語政策,檯面上幾位可能的未來總統都忽視了:此一政策不僅將對台灣的語言、教育、文化與認同產生諸多負面效應,更將對台灣經濟造成嚴重衝擊。諷刺的是,雙語政策的動機正是對未來經濟的美好想像。
在論證雙語政策下的「廣設英語」對未來經濟影響之前,我們先從「廣設大學」這個前車之鑒來學習慘痛的經濟教訓。
人人大學畢業的後果
1994年開啟廣設大學政策時,動機也同樣是經濟上的美好想像,要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卻忽視一項關鍵指標:人口結構。當年台灣人口成長不僅早已趨緩,且已經連續衰退10年。
人口成長持續衰退,大學及大學生的數量卻持續增加,結果之一就是大學生在市場上供過於求,因此大學學歷貶值。另一個結果是政府提供的教育資源雨露均沾,不僅造成大學素質「劣幣逐良幣」,也導致大學生學力稀釋,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兩項因素的惡性循環,造成大學畢業生長期低薪。
從可支配所得來看,2021年之前,大學學歷所得平均數連續9年低於專科,所得中位數更連續13年低於專科。多投資了時間、金錢與精力,在薪資所得的表現上卻是更差。
然而這個錯誤政策的災難才剛開始,因為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日益嚴重。人口學家薛承泰推估,若維持現有在學率,2040年台灣只需要50所大學!大學退場與教師失業的浪潮蓄勢待發。
試想,在一個少子化日趨嚴峻的經濟體裡,廣設大學會造成大學學歷貶值與學力稀釋,那麼廣設英語不也會造成類似的後果嗎?
在一個嚴重少子化的經濟體中,人口紅利消失,其「有效生產者人數」相對於「有效消費者人數」的「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必然隨之降低,因此經濟的負擔亦將愈來愈重。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夏威夷大學的兩位人口經濟學家李(Ronald Lee)與梅森(Andrew Mason)提出三種可能的解方。第一種是最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努力提高生育率。然而,台灣長期低薪與高房價等不利生育的因素,使種種鼓勵生育的政策都效果不彰。
第二種方法是開放移民。但對中國與港澳居民的移入,台灣在政治上有不得不的考量;其他地區又有種族、語言及文化上的複雜因素。
更何況台灣現有外籍配偶的人數已達58萬之多,因此大幅開放移民的可行性不高。相反地,台灣甚至有人口外移的擔憂,因為許多台灣人早已具有國際移動力的技能,或是持有外國的居留簽證護照。
因此,最值得參考且最為可行的是第三種解方:加碼且精準有效地投資年輕世代的教育,使其生產力大幅提升,遠高於上個世代。
換句話說,即使年輕世代的人口減半,若其生產力是上個世代的2倍,在經濟支持比的計算上,就等同於2個上一世代的有效生產者。但請注意,重要前提是「加碼且精準有效」的教育投資。廣設大學是嗎?廣設英語是嗎?
在他國經驗中,高齡少子化的烏雲往往有一道銀邊:新生兒減少,也意味著每個兒童在教育上所得到的資源「質」與「量」都增加,因此最終的生產力也隨之增加。不幸地,這個質量權衡的銀邊並沒有在台灣發生。
廣設大學使得高等教育成為普及教育,淨在學率於十幾年前就超過70%,但是高教經費佔GDP的比率卻並未同等增加。年輕世代取得教育的「量」增加了,卻未必有更好的「質」。
這與前述兩位人口經濟學家所建議的方法幾乎是反其道而行,經濟上的後果也處處可見。
結果,相較於OECD國家,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高於其他學歷,薪資成長幅度也同樣落後。澳洲人口比台灣略多,但只有43所大學,在今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中有9所進入百大。台灣的大學數量是其3倍之多,卻只有台大進入百大。
別忘了AI的英語能力
相較於廣設大學,雙語政策的「廣設英語」投資失誤,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僅少子化趨勢更嚴峻,還有生成式AI對於外語教育的衝擊;尤其是英語,因為普及率最高,被AI替代的可能性也最高。
20年後,或許更快,我們聽到和看到的英文,都可經由AI即時翻譯為中文。也就是說,20年以內,AI幾乎可以完全取代大部份人學習英語的必要。
面對AI取代英語能力的可預期進展,還狂推雙語政策,讓中小學生付出更多錢、時間與心力在英語上面,而排擠其他學科的學習,是「前瞻」還是「笨蛋」?
再回頭考量台灣的人口結構,在超高齡的經濟體中,比較需要的人力結構,應具備哪種類型的知識與技能?一是多元且專業的,二是相似且通用的。它們當然並非互斥零合,但可將兩者視為軸線兩端,在缺乏人口紅利的經濟體中,理應以前者為重。
廣設大學導致大學學歷供過於求,作為人力資本,其生產力持續貶值。同理,傾全國之力打造未來生產者相似和通用的英語技能,甚至是可被AI取代的技能,絕非明智。
(作者為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座教授。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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