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每個國家都期盼,透過讓人民接受高等教育來培養人才,這也是教育的本質之一。
台灣的大學長期採行低學費政策,是為了推動高教公共化,人人念得起,大學成為每個人都能擁有的公共財。
也因此,雖然國內物價不斷上漲,教育部仍凍漲學費,除了少數大學,大部份學校學雜費收入幾乎已有14年未增加。
以東吳為例,學雜費加上政府補助佔了總收入七成,剩下超過三成必須設法自籌。
在背後沒有財團支撐的情況下,包括推廣部開課、產學合作、爭取競爭型計劃及募款等等,都是我們增加收入的管道。
然而,大學的財務資源是攸關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關鍵。
如果沒有其他資金來源挹注,在收入未有明顯成長,成本又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大學經營者想維持學校生存,未必有餘裕提升教學品質,這也造成台灣的高等教育愈來愈平庸化。
在全球競爭的進程中,知識扮演的角色益發重要。
高教平庸化很難培育出頂尖人才,國家也難維持目前的繁榮。尤其台灣是個海島國家,沒有豐厚的天然資源,能有當前的成就,人才絕對是重中之重。
福利政策非教育政策
今年6月底,行政院拍板通過「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預計明年2月起,每年補助私立大專院校每位學子最高3.5萬元學雜費。
目前私立大學一年的學費約10萬元,是國立大學的兩倍。
有了補助之後,兩者差距僅剩1萬5000元,大大減輕學子與家長的負擔。對學子而言,這絕對是項有感,也是立意良善的政策。
但從長遠發展看來,充其量是福利政策,而非教育政策。
對某些擁有高知名度與特色,且辦學成果不錯的私立大學科系而言,學子選填志願時,很可能因此放棄分數相近的公立大學,選擇私校,校方也有機會招收更多素質更好的學生。
然而,隨著高中畢業生因少子化而逐年遞減,整體大學的招收名額仍是供過於求,收到的學費沒有增加,大學的教學品質也不會因這項政策而提高。
倘若要提升品質,關鍵應該是讓每所大學獲得足夠的補助和資源。
注資提升薪水與設備
當大學擁有足夠資源,首先是能改善學校設備,第二是調整教職員薪資。
台灣大學教授的收入一直與新加坡、香港等周邊國家地區差距甚大,不利於招聘人才。以前國內大學的熱門科系一有空缺,往往能吸引不少國外名校畢業生,如今應聘的人選來源卻愈來愈狹窄。
我們一方面談高教公共化,要求大學凍漲學雜費;但另一方面教育部投資高教的經費,卻沒有顯著增加。
18年前,教育部提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亦即為人熟知的「5年500億」專案,補助國內12所頂尖大學,希望能創造出世界的一流大學。
教育是百年大計,政策必須長久、延續,5年500億只是曇花一現。雖說有資源挹注總比沒有好,但不可能期待這樣的政策對高教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教育部同時針對全體大學提出5年50億專案,由各校提出競爭型計劃。但整體高教經費似乎沒有增加多少,僅有計劃名目增加,若大學想拿到經費,計劃內容必須符合教育部的政策方向。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並不容易創造特色,除非有多餘資源,才不需要加入教育部的競爭型計劃,走出自己的路。
中央祭出5年500億計劃的初期,我曾造訪貴州大學,該校在中國並非頂尖大學,但他們當時一年的預算是100億人民幣,約略是500億台幣,而我們則是5年500億分給多所學校。
成立委員會、增經費
當然不是有錢就辦得好大學,但經費不足也很難有好成效。從兩岸投入教育的資源來看,我們已經差中國太多。長期而言,如何能期待台灣學子的競爭力超過對岸學子?
倘若要真正推動高教公共化,國家應該拿出足夠經費,讓學校都能辦好教育。台灣整體的教育經費,至少要翻倍增加。
目前高等教育在政府架構之下是有欠缺的。我曾建議,將主掌高等教育的高教司、技職司從教育部抽出來,成為隸屬行政院的高等教育委員會。
高教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副院長或政務委員擔任,委員會成員包含企業家、教育學者專家以及第一線工作者各佔三分之一,決定未來的高教政策方向。
這樣的轉變不會增加太多行政成本,也能讓高教政策高於所有部會之上,體現國家「高教優先」的觀念,這才是當務之急。
假設我們無法好好地在高等教育付出更大的心力、投注更多資源,雖然學子的學雜費負擔減輕了,但是未來面對全球人才競逐,競爭力仍可能會逐漸減低,相信這並非國人所樂見的結果。(責任編輯:曹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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