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斌：社交倦怠的社群媒體工蟻

那時，所謂「社群」，是一群擁有共同興趣或資訊需求的陌生人，各自在帳號與頭像背後，共同打造虛擬社區，即使偶有酸民論爭，線上吵得再兇，一旦離線，各自打完收工回家。

網路與現實的一團泥

然而，智慧手機殺掉「離線」兩字，我們醒著的每一刻，幾乎都在網路裡；同一時間，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站也崛起。

我們的網路身分，既與消費喜好、意見立場綁在一起，也跟中學畢業紀念冊、工作通訊錄的人脈關係綁在一起，連同朋友的朋友、親戚的親戚，全部放進名為「演算法」的蔬果調理機，打成一團糊泥。

此後，每一則網路貼文，都像是公開演說；每一張照片，都像是沙龍宣傳照。我們不由自主，在網路上經營「人設」，慈愛的，唯美的，熱血的，好鬥的，我們刻意展示某些生活面向，隱藏另一些。

十幾年來，我們沉浸在高度共振的社群土壤裡，一起發笑、一起憤怒、一起遺忘，演算法則決定獎勵那些最尖銳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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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網路風向」與「聲量」變成公眾輿論的代名詞，「炎上事件」與「取消文化」則是公關危機的最新顯學，近例是，北科大少數學生的白飯事件，竟然變成主流媒體連篇累牘、網路激烈交鋒的校譽保衛戰。

至於「網紅」或「KOL」（關鍵意見領袖），取代舊日報紙評論版面的專家學者，成為社群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美國學者尼可斯（Tom Nichols）甘冒「菁英主義」的政治不正確，花了一本書的篇幅，形容這種「專家與公民關係瓦解」的現象，意味著一種《專業之死》。

我們活在一個愈熱鬧愈孤獨、愈親近愈誤解、愈嘈雜愈無知的社群時代，看著手機提示步步高升的「螢幕時間」，多數都被社群app瓜分。

有時，我們還要在同一款軟體的大帳（公開帳號）、小帳（私密帳號）之間，切換人設與語氣。

新叛逆是不滑手機

曾經，社群媒體承諾一個「更開放、更連結、更緊密的世界」，事實上，社群媒體固然讓人類聯繫與溝通成本降低，讓弱勢者得以集結發聲，例如MeToo；但也打造一個追逐名氣、追逐金錢、追逐虛榮數字、追逐話語權力的世界，一個偶爾讓人興奮感動，但多數時刻磨耗心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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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環境下，「社群媒體疲勞」（social media fatigue）成為心理健康的新興詞彙，疫情期間尤為明顯，當人際接觸大幅隔絕，幾乎透過網路交流，導致社交媒體倦怠感。

去年底，《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導，紐約有群青少年厭倦了社群文化，組織一個「盧德少年俱樂部」。盧德主義（Luddism）發源自19世紀，如今引申為「反省科技負面影響的思潮」。

這群青少年聚會時，約定不拿出手機，而是讀書、畫畫、聊天，其中有些孩子乾脆棄用智慧手機，改用不能上網的翻蓋手機。

正是類似反思與叛逆，讓BeReal暴起，成為抗衡IG的可愛象徵；馬斯克買下推特後的混亂，讓Mastodon、Bluesky、Threads湧現移民潮，搬家抗議推特的治理危機。

問題是，人類渴求肯定、追逐名聲、崇拜光環的集體心理，終究讓我們摩肩接踵擠在一起，像是逛夜市，總是被人潮最多的攤位吸引，滿懷焦慮加入每一個社群網站，每天打開app，機械性捲動，按讚，未看先轉，然後關上，再打開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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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決定暫時保留BeReal，但不加任何朋友，當作沒有社交功能的影像日誌。

我像是沒有酬勞的工蟻，安靜、勤快，偶爾小聲抱怨，與迎面而來另一隻工蟻摩擦觸角，分開，繼續在網路上無聲勞動。

（責任編輯：曹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