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加坡第四代領導人黃循財：去風險化過頭，台星恐陷糟糕處境

黃循財的出線，象徵新加坡政治社會邁入「後李時代」的世代交替，也有人將其視為新加坡政壇的典範移轉。

贏過超人，從普通人變黑馬

2020年，新加坡上一次大選，面臨內部經濟疲軟、中國大量移民等問題，人民行動黨即便依舊執政，卻讓在野的工人黨獲得更多指標選區席次與聲量。人民行動黨的菁英治理、無法貼近民意的檢討聲四起。

「七○後」的黃循財，2011年才進入新加坡政壇。他並非出身政治世家，一家人住在多數新加坡人住的組屋，靠拚成績取得政府獎學金，進入公務員體系，曾任李顯龍總理私人秘書。

他給外界的印象是沒架子、低調、柔軟。個人的IG上，放著他玩吉他、愛犬的居家照。外媒曾以一句話傳神形容黃循財，「是那種你會想一起喝啤酒的男人。」

在2020年國會演說上，他感念醫護人員的犧牲付出時，一度淚灑會場，展現出的感性，有別於人民行動黨政治人物的典型菁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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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循財學生時代的好友、密西根大學教授林愿清（Linda Lim）接受《經濟學人》訪談時，曾形容黃循財是懂得適時表達情感的人，「如果行動黨的白衣人各個都被視為超人（superman），那他就是一個普通人（everyman）。」

李顯龍之前的接班人、副總理王瑞杰在2021年突然宣布退出接班人位置，低調做事、抗疫有成的黃循財獲得多數同輩政治領袖認同，被推舉成為共主。人選宣布後，新加坡社交媒體沒有砲聲隆隆，相對安靜，算是普遍肯定黃循財的出線。

星馬在地媒體觀察黃循財，認為歷任過文化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財政部等不同職位，加上出身普通家庭，讓看起來「平凡、不突出」的他，不害怕直接面對新加坡的社會問題。例如：他提出開徵富人稅、拉高炒房印花稅，他面對績效制帶來的不平等、少數族裔的歧異課題等，反而能更接地氣，做一個融入民間的平凡領袖。

黃循財（右）歷任過文化部、教育部、國家發展部、財政部等不同職位，將會從李顯龍（左）接下總理大位，也是首位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出生的國家領導人。（達志影像／美聯社）

近來，人民行動黨的交通部長接受貪污調查，國會議長因婚外情請辭並退黨，加劇新加坡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機之一。新加坡下一次選舉，最遲將在2025年舉辦，屆時人民行動黨若繼續執政，黃循財將會是首位新加坡獨立建國後出生的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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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解析全球疫後五大巨變

黃循財接受《天下》獨家書面專訪時，更呼籲各國去風險化的力度若是過頭，全球經濟將變得更支離破碎、與彼此脫鉤。「大家將因此陷入更糟糕的處境，尤其是像台灣和新加坡這類依賴貿易的經濟體，」他提醒。

這位51歲的未來國家領導者如何看美中關係、國際政經局勢、國內貧富差距？以下為黃循財專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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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全球已進入後疫情時代，可否請你界定，疫情前後，亞洲與國際政經環境的五大關鍵不同？為什麼？

答：基於一些因素，我們正進入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首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已經徹底改變歐洲的安全局勢。這場戰爭仍處於僵局，而它未來的局勢演變，將對全世界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第二，中美關係也惡化了。這造成亞洲一些潛在的衝突點，包括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情況變得更加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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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貿易和投資日益受到國家安全考量所影響，使全球經濟加快變得更碎片化。 

第四，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為許多工作和員工帶來顛覆性的影響。   

第五，全球風險持續累積。這也許是未來可能出現一場比新冠疫情更嚴重的大流行病，或是全球氣候變暖的長期威脅。    

這些趨勢的整體影響，將會給台灣和新加坡這類開放型小經濟體的發展和進步帶來更大挑戰。若要繼續蓬勃發展，我們就必須想方設法順應全球經濟局勢的變化，協助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以及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堅韌。  

問：新加坡如何回應新的國際趨勢？新加坡定位有何變和不變？

答：這幾十年來，新加坡在貿易、資本和創新方面，已經成為亞洲乃至全世界的一個關鍵樞紐。 

作為全球經濟中一個可靠且備受信賴的節點，新加坡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更提升了我們在這方面的聲譽。新加坡會加倍努力保持這些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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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正在擴大我國港口和機場的輸送量和貨運量，以加強新加坡作為物流樞紐的地位。

我們也正在拓展和深化與其他國家的聯繫，包括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市場。  

我們也致力於探尋與其他國家建立聯繫的新方式，尤其是在成長迅速的數位經濟領域。

因此，我們正在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簽署數位經濟協定，為數位服務的跨境貿易制定規則，以及為其系統制定相容互通的標準。  

在這個日益動盪和多變的世界裡，我們必將面對更多的衝擊和干擾，對我們的社會和人民造成更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正在全面檢討我們的政策，探討如何更新社會契約。重點之一是為員工提供更多援助，協助他們不斷更新和提升技能。我們也會鞏固新加坡的社會安全網，尤其是為年長者和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保護和生活保障。

努力打造中美的對話平台

問：在這波地緣政治下引發各國及企業關注供應鏈韌性，針對安全與風險分散考量，許多製造業將部份產能移往東協國家。新加坡如何評估這波產業移轉？及如何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答：我們能理解各國及企業為何都希望進口來源能多元化。這是因為，大家都不想在原材料、重要零部件或在技術過度依賴一個供應方。  

在區域供應鏈不斷重塑和演變的情況下，新加坡和東協國家將致力成為值得信賴的節點。因此，新加坡一直與鄰國合作，讓東南亞對全球企業更具吸引力。

我們正在加深東協經濟一體化，包括簡化通關程式、讓貿易更便捷，以及實現即時跨境支付。作為金融中心及可靠的商業與物流樞紐，新加坡也會借助這方面的優勢，盡己之力助東南亞吸引投資。

但我們希望各國及企業能對去風險化的做法保持謹慎，並且做出明智的判斷。這是因為，去風險化的力度若過了頭，勢必會引發反應和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久而久之，全球經濟將變得更加支離破碎、與彼此脫鉤，使世界分裂成互相競爭的區域集團。大家將因此陷入更糟糕的處境，尤其是像台灣和新加坡這類依賴貿易的經濟體。 

問：過去30餘年的全球化時代，新加坡一直成功扮演「國際溝通平台」的角色。在軍事上有香格里拉會議，在政治上促成東協的發展。當美中進入全面競爭，新加坡如何促進區域間的溝通與和平？

答：作為亞洲最小的國家之一，世界是什麼樣子，新加坡就得去適應它，而不是去期待它能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在中美關係方面，新加坡無權告訴這當中的任何一方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但如果雙方認為有益處，我們也樂意為促進更廣泛的對話和交流盡一份力。比如我們一直通過香格里拉對話等平台做出貢獻。   

我們也會通過東協這個組織，繼續與美國和中國交流。東協設立了許多促進對話和交流的平台，如東亞峰會、東協區域論壇和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Plus）。這些平台為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例如氣候變化、網路安全和海事安全等，提供合作框架。  

東協旨在建立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合作框架，讓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主要大國，能在框架下建立起相互重疊的伙伴關係網。我們希望這會增加各國相互交流的機會，竭力確保區域持續和平與穩定。

有競爭力，也要包容和公平 

問：在許多新加坡人眼中，您來自一個「普通家庭」，爸爸是銷售員，媽媽是老師，一家人就住在絕大多數新加坡人住的政府組屋，求學也很親民。您在公開場合一直提及「包容」（inclusive），為何「包容」對現在的新加坡如此重要？

答：我和許多新加坡人一樣，從小在政府組屋區裡長大。我沒有上過名校，也從未靠關係或社會優勢而獲益。

父母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地告訴我：想成功就必須靠自己努力爭取。他們也告訴我，如果我無法考上大學，就必須去找工作。如果我想出國留學，就得自己想辦法負擔費用。   

幸運的是，我獲得了政府獎學金的贊助到海外留學，並在回國後從事經濟師的工作。後來，我發現投身公共服務既有意義也能帶來滿足感，便以此為我的使命。   

我的人生經歷並不獨特。我的許多同學也受惠於新加坡唯才是用的制度，並且都有很好的發展。  

黃循財住組屋長大、沒念過名校，比起黨內被視為「超人」的政治人物，他就是個普通人。（達志影像／美聯社）

所以，我下定決心要竭盡所能打造一個更公平、更平等並更具包容性的新加坡。在這裡，每個公民都有一席之地，每個人的貢獻都受到重視，大家都有發揮所長和充分發揮潛能的機會。新加坡必須一直是這樣的社會。  

問：新加坡成為吸納亞洲富豪、高階人才的磁石，但也造成物價、房價上漲。你提及要課富人稅、提高消費稅，不擔心影響競爭力嗎？要如何在競爭力與人民相對剝奪感間，拿捏平衡？

答：稅收和支出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因為我們必須在預算上實現收支平衡，力求量入為出。    

到目前為止，新加坡的公共開支並不算高，政府開支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8%。儘管這個百分比是較發達經濟體當中最少的一個，但我們仍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和經濟成果。   

放眼未來，我們的公共開支預計將增加。隨著新加坡人口迅速老化，政府必須為滿足醫療保健和其他社會需求而增加開支。我們也必須為氣候變化等更長期的挑戰做好準備。  

因此，我們在增加開支方面保持謹慎，以確保在財政上是可持續的，而我國經濟也能繼續強勁成長，保持競爭力。   

即便必須為了應付更高的開支而調高稅率，我們也會確保新加坡的稅收和轉移支付制度，總體上維持公平和累進的原則。  

換句話說，我們要致力打造這樣的制度，那就是國家開支會造福每一個人，但弱勢群體將獲得更多。每個人也會通過繳稅做出貢獻，而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將貢獻更多。

如今，低收入的新加坡家庭每繳納1元稅款，便可獲得約4元的補助。中等收入家庭每繳納1元稅款，則可獲得約2元的補助。高收入家庭繳納的稅款比獲得的補助多，每繳納1元稅款，只能獲得約3角的補助。

這樣的結果是公平且具包容性的。 

問：新加坡人都稱你為「疫情中崛起」的領導人。長達三年的疫情領導，你有何學習？

答：在過去的三年裡，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歷讓我們學了很多。  

政府最近完成了檢討工作，全面檢討我們處理疫情的方式，包括可以改進的地方。    

我們也發布了白皮書，並在國會展開了充分的辯論，勢必從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為下一場危機做更好的準備。    

我自己對過去這三年的反思是：在缺乏完整資訊的情況下，應對一場複雜多變的危機，對策就不可能萬無一失，而這個過程必然曲折，受挫也在所難免。關鍵是，我們必須從挫折中恢復過來，並從中不斷學習和改進。  

在應對任何危機時，信任至關重要。這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信任，以及人民彼此之間的信任。有了信任，人們就會願意聽從政府的建議，哪怕一些措施會帶來不便，他們也願意遵守這些必要措施，和政府合作。有了信任，人們就會有社會責任感，堅持做對的事，也懂得彼此照應。   

擁有這樣的信任，對新加坡而言非常寶貴，所以我們從不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我之所以致力檢討我們的政策和更新社會契約，正是為了加強這份信任感，讓新加坡一直維持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責任編輯：吳廷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