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圈創業,總認識許多深信技術有能力把世界變好的朋友。這種「變好」,有許多層次。
有一種是樂觀派,他們認為,技術給我們很多新的工具和力量,我們因此獲得很多以前不具備的能力,這總是好的。樂觀派也是技術中立派,他們的心態比較「局外人」:我只負責造出有用的工具,至於工具怎麼用、誰來用、什麼影響是政治問題,不是我要思考的問題。
另一種是修復派,他們看到,技術發展與社會的斷裂造成了今天世界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回到技術的場域來面對和修復。他們希望技術可以打擊假新聞、保護個資安全、讓創作者獲得收入等等。
修復派是從局內人的視角出發,以技術回應社會問題。
未來派眼中的新秩序
還有一種是未來派。他們覺得,歷史積弊已然形成,而且現實積重難返,不如另起爐灶,重新設計遊戲規則,讓未來可以直接應用新的遊戲規則。
未來派並非不顧現實,相反的,他們對現實的看法常常最深入,也因此知道問題環環相扣,局部的解方難以帶來整體改變。他們大多是積極行動的悲觀主義者,會嘗試直接走進還未形成規則的未來,試圖建立新秩序,提供整體性的新可能。
在我自己創業的經歷裡,最啟發和吸引我的同伴,常常是這樣的「未來派」。有時候,跟不同產業或社會裡的「未來派」討論,你也會反向知道,他們所身處的環境,正在面臨多大的挑戰。
最近一個月,偶然遇到兩個創業朋友,他們素不相識,卻努力在極為不同的方向上,為同一個灰暗未來做準備。在跟他們分別討論方案時,我忍不住感到極大的荒誕和無比的現實。
元宇宙接住國際難民
一個來自台灣,曾在美國創業圈打拚多年的年輕團隊,回台後探索在區塊鏈技術下,如何用一套自主的數據、貨幣、資源體系,建立一個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國際地位特殊的台灣,探索這一議題原本就有特別的政治社會意義,而跟這個團隊深入聊下去,才發覺他們在思考的處境更加具體。
團隊的負責人N告訴我,一套可以由自己自主建立、掌握,同時被其他跨領域團體識別的數位身分體系,是他們思考的核心切入點。
他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如果對岸佔領台灣,我們這一代會面臨的可能是數百萬計的人成為國際難民。在一個數位時代,成為國際難民,會不會有比以前多一點點的可能性?愛沙尼亞的數位身分體系我們可以怎樣借鑑?今天有加密貨幣,有區塊鏈,有比之前更多的技術工具……,我想研究,如果一個沒有國家的人,在今天這個時代,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N的團隊當然研究了烏克蘭的經驗。在主流世界被炒作的「元宇宙」概念,會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未來在數位全球化的體系中,可能的棲身之所嗎?這問題太重,答案太輕,但我們也知道,那在歷史上反覆重演的、一目瞭然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樣沒有多少。
我沒有告訴N的是,與他討論的兩週之前,我剛在歐洲遇見另一個團隊,在思考幾乎是一樣的問題,但從完全不同的地方出發。
反戰中國人出走準備
那是一個在海外創業的中國團隊,同樣在探索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他們的創辦人T,在中國突然終止封控之後的2023年,開始「流浪地球」——指的是在全球以數位遊民的方式生活,多半在為離開中國、尋找下一個發展地做準備。
T說對他觸動最大的,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經歷。他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在這個歐亞大陸的連結點,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敘利亞人、伊朗人、新疆人,還有因為烏俄戰爭爆發,拒絕服兵役、拒絕國家立場而逃離俄羅斯的30萬俄羅斯人。
T說看到俄羅斯人,就想到了自己,「兩岸這一仗打下去,我們不可能支持中國政府打台灣,肯定是要走的。會有很多人走,流亡到世界各地,就像今天的俄羅斯人一樣。國際社會也會制裁中國,就像制裁俄羅斯一樣。在伊斯坦堡的俄羅斯人,他們不認同普丁政權,但他們一樣會被金融抵制,用不了信用卡、用不了國際銀行服務,他們要想辦法生存。我們幾年後可能就會像他們一樣。」
我問T,「你是說,你現在設計的體系,是要為這樣一個社群處境做準備?」T點點頭。
我啞然。這幾年我住在台灣,每個月都要被問好幾次「阿共打來怎麼辦」,確實很久都沒有從中國、反對這場戰爭的朋友視角想過同一個畫面。
T和N大概都是我前面分類裡的未來派。他們不認為技術是中立的,希望技術能幫助解決真實世界的苦痛。然而眼前的苦痛太大,能做的準備太少,繞不過去,於是便提前為那個「未來」去設計新的可能性。
與他們分別見面之前,我從沒有用這麼「新創」的角度想過戰爭這件事。我們談論的方式,大多時候像是在談論遊戲,如何給一場命定的遊戲打出支線。只有少數的時刻例外。
在少數時刻裡,我希望T和N有機會相識,兩個未來學家,在現實裡看見彼此。或許,遊戲有不一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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