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全球勞動現場發生了震撼的轉變,美國經歷了數百萬人遞辭呈的「大離職潮」,台灣許多產業也面臨缺工困境。找到「對的人」為公司服務,並留住他們,是如今企業經營者的挑戰。
根據麥肯錫最新的調查報告,全球有40%的人正在考慮離職。
這群想離職的人在乎什麼?報告指出,並不僅僅是傳統認為的項目如薪資、頭銜或晉升機會,而是意義感與控制感,例如是否能自主決定工時與辦公地點、工作是否與自我價值觀保持一致等等。
「我們看到的是,企業繼續依靠傳統的手段來吸引和留住人才,包括薪資和升遷。然而,Covid-19讓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評估『想要從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什麼?』——這讓大量的工作者避開了傳統的道路。」該報告寫道。
在台灣,近期一份「2022青年職場三觀大調查」也顯示,有三成的台灣青年想從事「非組織型」的工作,像是接案或創業,主因是「時間自由」。被問到「最想成為什麼樣的職人?」時,接受調查的台灣年輕人表示,最想成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人」(34%),第二名的答案是「快樂的工作者」(23%)。
Gen P來臨,工作也要「自訂歌單」
《金融時報》分析,勞動思維的轉變,表面上是因為疫情改變了工作型態、也讓人們有時間反思自己重視的優先順序,但更關鍵的原因是——現代的數位技術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具人類學背景的《金融時報》主編泰特(Gillian Tett)從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來談這個現象。在絕大多數的歷史中,個人選擇通常受到社會影響,但西方從啟蒙運動開始發生了轉變,到20世紀末,更出現了「我世代」(”Me” generation)。
來到21世紀,「我世代」再次進化,這得歸功於數位科技的發展。如今,在大眾消費文化領域,個人處於自己世界的中心,根據自己的喜好來塑造外界,不管是看影片、看新聞、飲食、旅遊,都可以客製化個人體驗。
聽音樂,更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過往,CD唱片預設了裡面有幾首歌與歌曲順序,但如今的串流平台讓人們根據自己的愛好設計歌單(Playlist),泰特便以「Generation Playlist」(自訂歌單世代,簡稱Gen P)為這個世代命名。
「歡迎來到自訂歌單的世代,這樣的思維正滲透到我們對工作的態度,」「半個世紀前,員工接受了老一輩對工作和事業的定義,但現在他們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設計,如果做不到,他們就不幹了。」
對於傳統主義者而言,Gen P的思維聽起來自私與不成熟,但這個世代的青年並不記得生活在CD時代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從前咖啡的選擇只有「黑」或「白」——選擇感與控制權是Gen P與生俱來習慣的概念,就像X世代認為電視的存在理所當然。
因此,如果不能順應世代的特性進行管理,可能發生雙輸的悲劇。像是馬斯克現在禁止Twitter員工在家工作,被員工視為不尊重與不信任他們,這樣的情況下工作績效恐怕也很難提升。
「諷刺的是,馬斯克自己也表現得像個『終極Gen-P』,相信自己有權塑造世界以滿足他的願望。」泰特在結尾不忘酸馬斯克一句。
如何有效管理Gen P,提升企業績效?
麥肯錫報告指出,疫情後,職場中有5種典型角色:傳統主義者、在意自主的工作者、需要照顧家庭者、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不把事業擺第一的放鬆者。除了第一種傳統主義者以外,其他4種族群都更重視工作的彈性,人資與企業主管應該了解不同特質的員工想要什麼,制定吸引與領導他們的最佳策略。
根據該報告,「在意自主的工作者」在調查中佔比最大。
這個群體十分重視工作型態是否靈活,因此麥肯錫建議,企業可以透過「模組化工作」來管理他們,指派可以獨立完成的分散任務。或是根據結果而非過程進行管理,允許員工自己決定何時以及如何完成任務。
許多公司開始探索各種形式的彈性。例如,Airbnb最近宣布,公司的員工將能夠在任何地方工作。在宣布這一消息後的幾天內,Airbnb的徵才網頁就獲得超過100萬次的訪問量。
「年輕的理想主義者」也是典型角色之一,要吸引他們,除了提供「基本分」的工作彈性與自主,也要有「加分題」——強調意義感與目的感的組織文化。另外,工作場所的多樣性、學費補貼,以及允許一邊進修上課的彈性工作時間表,也都是加分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Gen P的定義是針對「在注重個人體驗的數位科技下長大的一代青年」,但當「自訂歌單」愈來愈成為顯學,Gen P思維逐漸擴展至其他年齡層也不令人意外。企業若想提升徵才與留才競爭力,愈早針對客製化工作型態做準備就愈能取得先機。
(資料來源:FT, McKin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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