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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首位台裔市長 吳弭:母親被撕碎的尊嚴,我決定投入政治

年輕時的吳弭,一肩扛起照護思覺失調的母親和兩個年幼妹妹,飽嘗苦等病床的滋味、養家的艱辛。在看盡媽媽的尊嚴如何被撕碎後,她決定投入公職。今年她成為波士頓史上首位女性和少數族裔市長,她說,「讓城市裡的所有家庭被看見、被支持。」

吳弭-Michelle Wu-波士頓-心理健康-思覺失調-移民-亞裔-女性政治 圖片來源: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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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28歲成為波士頓首位亞裔女性市議員,3年後,31歲當選市議會議長。直到2021年11月3日,台裔吳弭(Michelle Wu)成為波士頓200年歷史上首位女性和少數族裔市長

看似帶著改寫政壇歷史的命格,但從小到大,政治卻是餐桌禁忌。

爺爺奶奶在國共內戰時期,從中國逃往台灣。父母在1980年代從台灣移民美國,吳弭出生於芝加哥。吳弭說,在家中長輩眼裡,「政治就是貪腐,就是恐懼,並帶來飢荒,而我們該做的事,就是俯首用功念書,找份穩定、高薪的好工作養家。」

一如許多華人移民家庭,父母要她當個課業優秀、行事低調的人,不在公共場合談論自己,不公開對抗。她謹遵父母教誨,在美國學術評估測試(SAT)和美國大學入學考試(ACT)都獲得了滿分,進入哈佛大學經濟系。

在哈佛求學期間,分居的父親最終與母親離了婚,孤獨的母親歷經情緒風暴,最終被診斷出思覺失調。23歲時,吳弭辭去波士頓諮詢公司的顧問工作,返回芝加哥一邊照顧母親,當起11歲妹妹的法定監護人,開茶館補貼家用。

長照壓力,因為醫療系統的繁文縟節而雪上加霜,她也親眼看見母親的尊嚴如何被撕得支離破碎。2009年,她帶著母親與妹妹回到波士頓,並進了哈佛法學院攻讀法學博士學位,導師正是現任民主黨進步派的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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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弭曾經是個盡責的演員,依循父母給的人生幸福劇本,從政不是握在手上的牌。但終究走上政治之路,卻也是因為家人。從她接受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亞裔分台訪問,和過去在《波士頓環球報》投書,可以看出命運的需索,如何讓吳弭決意為自己的人生執筆,進而改寫亞裔在美國的從政史。以下為摘要整理:


我願意分享家人的故事,希望其他家庭不再像我們一樣感到孤單與被視而不見。

198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移居美國,父親在念化學工程,母親最初在芝加哥中國城的圖書館工作,在那裡與華人互動,她可以建立熟悉感。父親找到工作後,爸媽尋找他們可以負擔的落腳處,我們在中西部搬了好幾次家。

有了小孩後,我的母親幾乎都在家中帶孩子,她聰明伶俐,會裝飾家裡的每一個房間。身為家中長女,母親帶給我的有趣童年回憶依然歷歷在目,但這些回憶不同於我弟弟妹妹們的版本,因為後來,心理疾病找上了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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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似乎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父母為你打造的保護泡泡突然破裂。

媽媽雨中赴約的那場「祕密會議」

我猶記得一場淒風苦雨,我看到她站在車道旁,一手拿著傘,一手拖著行李,等待不知名的司機來載她赴一場祕密會議。我求她進門,她堅持「妳不再是我女兒,我不是妳媽。」

保險起見,她撥開我的髮絲,確認我右邊臉頰有顆痣。畢竟,如果「祕密計劃」要複製一個我,一定會忽略這個細節。

最初的徵兆是妄想症,她覺得自己疑似被童年時代台灣戰後某種組織監控著。接著,她寢食難安,開始打911說她聽到呼救聲。儘管那個聲音,只有她聽得到。大多時日裡,她都以為學校停課,也很少離開臥房,當時10歲和16歲的妹妹們總是自己煮吃的,互相叫醒對方趕上開往學校的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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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移民媽媽生養在默默忽視心理疾病的文化裡。面對污名與羞辱,她拒絕承認自己的思覺失調,更別提接受治療。隨著她的病情惡化,我辭去在波士頓的工作,搬回家。23歲時的我,成為媽媽與兩個妹妹的主要照顧者。

我聽聞波士頓選民的許多故事,有些人向外求援,有些人默默掙扎,心理健康的難題為我們城市帶來壓力。我看到無家可歸和用藥物自我療癒創傷的波士頓人。我也認識一些學生嘗試自力更生,因為他們的爸媽或監護人自顧不暇。

過去痛苦的經驗,讓我熟知照護者是如何的手忙腳亂,試圖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保險陷阱以及難以抽身的工作日程。結果,卻因醫療照護資源的侷限性而心碎。

袋裡裝著媽媽被撕碎的尊嚴

媽媽第一次住院的時候,先被強行注射了鎮靜劑,我才被允許見她。我到的時候,他們交給我一個塑膠袋,裡頭裝著她的物品:從她身上被剪刀剪碎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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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用中文告訴我,她不想在男性護理師面前脫衣服,原來那個袋子裡還裝著她被撕碎的最後那一點尊嚴。

不幸地,那並不是我最後一次在急診室陪她過夜,等待一張心理健康病床空出來,也不是我最後一次在憤怒中震驚於醫療體制失了人性。

經過多年的治療與悉心照料,我母親狀況已經穩定,現在住在我們雙戶住宅的一樓。她喜歡每天與兩個孫子待在一起,附近的狗狗只要經過我們家,一定可以吃到她提供的寵物零嘴。

雖然心理疾病依然讓她無法出席婚禮、畢業典禮、就職典禮,或是這些年來家人們的重要里程碑,但我的妹妹們長成了有智慧又充滿愛的大人,我們對於擁有堅實的支援網絡感到心滿意足。

投入公職,允諾讓所有家庭被看見

新冠病毒大流行讓所有家庭承受情緒勞動,對於那些仰賴精心安排、建立例行事務和支援體系的家庭來說,傷害尤其大。全家人苦勸媽媽不要再頻繁地去超市,已然傷神又充滿壓力。我們也很清楚,一旦有天她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確診治療,又會是一番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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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我的家人盡一切所能,讓孩子別接觸政治。但正是因為我清楚徹夜陪伴母親等待一張心理健康急診空床的滋味,懂得為兩個妹妹爭取求學所需資源是多麼的艱難,以及為了養家,向市政府申請做個小生意要跨越多少繁文縟節。我選擇投入公職。

大學時期,當同學們還泡在劍橋校園,我很快地走進了波士頓的中國城。每個週末我都搭著地鐵到中國城幫尋求成為美國公民的年長者授課。那裡就像我的家,遠離我家鄉的另一個家。我與一群了不起的人相處,他們放棄一切為家人來到這裡,我只是希望在他們人生的重要階段,可以幫上一點點忙。

但我也意識到,儘管政府資源富饒,公部門的服務一直都在,卻依然無法與最需要幫助的人搭上線。

因此,我談學校、醫療系統與財富分配問題,因為這真正攸關居民的日常。而城市內隨處可見的不平等必須透過這幾個層面來消弭。

我也談提升心理健康意識,希望藉由分享我們自身經驗的複雜性,終結污名,以及奮力確保陷入困境的家庭可以獲得所需的照護。

當我們在疫情期間和疫情後,重塑社會看待公共健康議題的方式,讓我們把光打在心理健康議題上,讓城市裡的所有家庭被看見、被支持,被表揚。

我意識到,我不像典型的波士頓政治人物,但不真的是因為性別、種族以及年紀,雖然在這幾點上,我的確無一符合樣板。但帶著與前市長共事、在市議會任職的十年經驗,我明白如果市政府願意走出高樓,走進社區,將帶來非常大的改變力量。所以,我的重心在於把每一個人與政府連結在一起,直面我們居民的重大挑戰。(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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