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類似台灣中研院院士),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聯合國國際貨幣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是中國最知名的體制內經濟學家。以中國政府最重要智庫的專家身分,長期參與經濟、金融政策規劃,對中國經濟發展與政策形成背後的思惟,了然於胸。
但他的主張常是非主流,余永定認為,在當前中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下,應該由政府擴大財政支出、刺激成長,才能帶動經濟正向循環,否則將重蹈日本覆轍。在北京透過視訊接受《天下》專訪,他深度解讀,中國十四五規劃提出的雙循環戰略、貨幣財政政策、債務問題,以及中美經貿關係。
以下是訪談內容摘要:
問:中國十四五規劃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打算要做什麼?
答:雙循環戰略的要點,是要調整中國的發展戰略,讓成長模式從投資、出口驅動,改變成更多依賴消費驅動,但並非是完全轉變,或舊的取代新的,而是調整成更多依賴國內市場,減少依賴國外市場。
過去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有兩個基本元素,一個是加工貿易,一個是FDI(外商直接投資),就是所謂的「國際大循環」。
這個外向型發展戰略,在2005、06年左右發展到了頂點,開始出現變化。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貿易順差佔GDP比重,都在往下,投資比重也降低,消費的比重已經上升。
中國不能被別人掐脖子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中國的貿易已經基本上是平衡的,經常帳順差佔GDP比重在1%左右,比德國還低。中國作為一個大型經濟體,外貿比重確實應該減少,中國在2006年最高的時候,外貿佔比超過60%,出口佔比35%,現在基本上都減半了。
其實,多年來已經很多人提出發展戰略必須要調整,所以不是一個很新的提法。最近幾年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戰略調整受重視的程度增加了。
問:雙循環戰略提到要提高經濟自主性,在產業鏈上打算要做什麼?
答:中國的產業鏈已經深度參與國際分工,過去十幾二十年,這個國際分工愈來愈複雜、產業鏈愈拉愈長,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程度更加密切。結果就是鏈條上某個環節出了事,整個產業鏈就停頓了。
中國是不會主動退出全球產業鏈的,但是在高科技產業鏈,美國肯定是要對中國大陸進行限制,我(中國)想從美國進口晶片,它(美國)不給你,這種情況下只能自己搞,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在高科技領域,中國不得不加強自主研發能力,不能被人家掐脖子,在(產業鏈)某個環節上斷了,就整個沒法生產,像華為現在這種狀況。中國要改變這種狀況,提升產業體系安全。
問:中國提升產業體系安全,要提升到什麼程度?所有東西都自己做嗎?
答:這得各個產業根據它們自己所觀察到的形勢,自己決定,不太可能由政府訂一個適用所有產業的政策。
以半導體為例,是個非常典型產業鏈拉的非常長的產業,先前日本給韓國斷供光刻膠(光阻劑,製造半導體的關鍵化學材料),韓國的晶片生產馬上就處於停頓狀態。
中國就在研究分析,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種應變能力,不見得要完全自己生產光刻膠,但必須保持一種能夠生產光刻膠的能力。平常主要還是靠國外供應,一旦產業鏈出現狀況,可以馬上自己生產。
不涉及國安的,你就可以進來做
比如在疫情期間,中國本來不是很多企業生產口罩,但中國有很強的生產能力,需要的時候,很多企業能夠很快的改生產口罩。培養這種適應能力,是保證中國產業鏈安全、抵禦意外的衝擊,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不能很多地方都處在被動的狀態。
問:雙循環戰略的另一個重點是擴大開放,這一輪擴大對外開放,目的是什麼?
答:擴大開放的其中一個層面,就是要在制度上進一步跟國際接軌,以金融市場為例(解除外資在合資企業中的持股比例限制),不是因為中國缺資金,或是為了要解決債務問題,中國的金融業要進一步和國際接軌,就要遵守國際規則,讓外國投資者進來,中國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同時也讓他們能夠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得到相應的利益。
所以,過去對資本流動有比較多限制,以後可能就會根據實際情況做一些調整。
過去外商到中國來投資,有很多領域是禁止的,幾年前已經開始實施負面清單制度,凡事沒有明令禁止的,不涉及國安的,你就可以進來做。還有在待遇上不歧視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同等待遇。
問:中國要提升產業體系安全,美國也要強化供應鏈安全,未來全球供應鏈是不是就變成兩套體系,中美脫鉤?
答:每個行業形勢都不同,基本上,如果是中國進步很快或已接近美國水準的產業,脫鉤的可能性就比較高。與美國差距很大的行業,機會就比較小,例如飛機發動機製造,中國跟美國的差距太大,所以美國並不擔心,就沒有脫鉤問題。如果它開始擔心了,可能就要脫鉤了,像是5G。所以這問題,取決於美國。
5G會不會變成兩套體系,決定權在美國
問:如何看中美競爭?大概會持續多久?結局可能是什麼?
答:我不是政治家,沒法判斷,但拜登已經把美國的立場說得比較明顯了,中國就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
我覺得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達到目前的這樣一種狀態,能夠讓世界第一強國感覺到我們就要追上來了。
其實中美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清楚的,中國知識份子也都知道,中國最重要的還是做好自己的事,我們也並沒有說要超過它,但是美國人總是比較警惕。
問: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在國際上想要扮演什麼角色?想要將全球治理體系改成什麼樣子?
答:我覺得在這方面,中國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我們基本上還是延續二次大戰以來的框架,基本上還是堅持WTO(世貿組織)這套東西,中國並沒有說世貿組織所規定的原則,我們不承認了,要另立一個框架,並沒有,在世銀、在國際貨幣基金,在聯合國都是這樣。當然這個體系有不適應當代政治經濟形勢的地方,需要做一些調整,但是中國並沒有主張做顛覆性的東西。
中國有自知之明,沒有要改變全球治理體系
美國認為中國沒有遵守國際貿易規則,是在川普上任第一年(2017),USTR(美國貿易代表署)發表一個報告(301調查報告)。但中國實際上是盡力在遵守的,並不像USTR所說的那個樣子,所以爭論點是中國是否遵守,而不是中國要不要這個原則。
說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沒有帶頭,2008年我是聯合國國際貨幣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委員,中國政府當時沒有積極參加這種改革的討論,我那時還挺著急的。
提出改革的,事實上是美國那些經濟發達國家,中國並沒有提出什麼根本性的建議,也沒有打算去動搖美元的支配地位,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中國沒有拋售美債就可以看出了,目前還是世界上最大美國國債外國持有者。所以說,中國並沒有要改變當前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
中國就是希望要加入這個體系,然後像孫中山先生講的,在體系內團結平等待我之民族,希望不要被歧視,不要看我強大起來了,就給我找麻煩,我們反對是這個東西。所以,中國不是現有國際體系的破壞者,是捍衛者。
相反的,美國才想要改變,它覺得這個規則現在對它不太合適了,川普就威脅要退出。因為訂這些國際規則時,美國原來是老大,認為反正沒有人打的過我,就對大家客氣點,規則定得比較nice。但現在它覺得不行了,競爭者都起來了,不改變規則它就會吃虧了。
所以中國是在維護這套規則,不能說中國主張做一些改革,就說中國是破壞者。
問:面對這次疫情,中國人行沒有大撒幣,和2009年金融海嘯時推出4萬億刺激經濟的做法很不一樣,是中國學到什麼經驗教訓嗎?
答:在中國大陸,大部份專家認為4萬億的做法是有問題的,認為造成嚴重的債務問題,所以總結認為不該再搞大水漫灌式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應對外部衝擊。這次大部份官員與專家希望不要重蹈過去的錯誤,所以採取了比較謹慎小心的財政與貨幣政策。
但我認為這是沒有正確吸取4萬億的經驗教訓,反而不利維持長期經濟增長,很多經濟問題就不容易解決。
外面常說中國的國債佔GDP比重太高,但我認為並不高,中國不必太擔心所謂債務問題,可以通過經濟的增長來解決。所以這次應該可以更大膽些,採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通過大規模投資刺激增長。
中國應該擔心成長趨緩,不用過度擔心債務
1997年的時候我到日本大阪訪問,日本官員當時認為日本公債佔GDP超過90%太高了,主張壓縮財政赤字。結果呢,經濟長期停滯之後,比重又上去了,現在已經是250%,反倒不擔心財政危機了。這說明了,如果日本沒有執行後來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日本經濟情況會更為糟糕,美國也是這樣。
中國長期經濟增速已經在下降,2010年之後是持續下跌,逐級下跌,這種狀況並不是必然的,而是跟我們的政策有關。中國現在財政政策空間還是有的,財政收入增速超過20%(第一季),支出增速才6%,這根本不是一個處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所該採取的經濟政策。
問:中國愈來愈高的債務不用擔心嗎?
答:我們現在看的槓桿率(負債率)是債務總額除以GDP,所以可以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投資刺激GDP增長,把分母(GDP)擴大,槓桿率不就下來了。光是緊縮財政,把分子(負債額)給減了,結果同時分母(GDP)也減少了,可能槓桿率就更大了,這是中國、日本和許多國家都有的經驗。
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低利率的方法,來減少財政負擔。美國為什麼不害怕聯邦債務?因為零利率,用新債還舊債就好了。如果利率不是0,像在歐債危機的時候,希臘這些國家利率8%到10%,那才真的是付不起利息。
企業債部份,中國企業負債率幾乎是全世界最高,主要是因為資本市場還不成熟,企業無法從股票市場獲得充分融資,一直向銀行借錢,債務就會上升,所以中國必須要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
但也不用太擔心,因為中國是個高儲蓄國家,企業的債務主要是國內債務,不是國外的債,中國的外債比重是相當低的,只要負債不是外債,就不必太擔心。
基本上,雖然出現了相當多企業債務違約的問題,但從總體上來講,中國的不良資產比例依然很低。(責任編輯:李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