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黃色的牆面,在陽光映照下特別璀璨顯眼,令人有種住在幸福裡的錯覺。
屋子內的媽媽貴香蹲坐在放著孫子恩恩照片的矮桌旁,雙手忙不迭地摺出一朵朵的紙蓮花,為週末即將到來的告別式做準備,不遠處的女兒根婷儀坐在嶄新的輪椅上,左腳還打著厚重的石膏。不久前,她才從住了個把月的醫院回到家。
19歲的她,車禍中失去先生和兩個幼子
人生正待展開的年紀,19歲的根婷儀卻甫經歷人世至痛。生了兩個兒子軒軒和恩恩,今年一月才跟先生許念主登記結婚,該是沉浸在幸福美滿的時刻,卻因一場車禍摧毀殆盡,失去了丈夫和大兒子軒軒,自己也重傷幾近癱瘓。
事發不到一個月,伯父根文貴載著根婷儀的妹妹根子棋和小兒子恩恩到醫院探視,回程時才開車上西濱快速道路,後方即遭混凝土車追撞起火,根子棋和恩恩當場死亡,伯父隔天也傷重不治。
兩場車禍造成四個家庭的破碎,四代人的蝕骨傷痛,一頭短髮的她低下頭,看著大腿上星星符號的淺色刺青,頓了半晌,「那天,出門前媽媽硬要我帶軒軒一起,我賭氣說,『出什麼事情,你就知道,』沒想到真的出了車禍。」
根家的悲痛,幾乎是台灣每年近五十萬家庭的縮影。根據交通部資料,2020年有三千人出門後因交通事故再也無法返家,為最近五年最高,另有超過48萬人受傷,不論死或傷,人數都比世紀災難九二一大地震還要多。

這是一場天天發生在道路上,人與車的戰爭。平均一天有八人死亡、上千人受傷,「因為是零散發生,沒有太多人注意,」已退休的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張新立每次受邀演講,第一句話都是問:「你今天出門,有沒有想過一定要安全回家?」台灣人每一次出門,都像在玩俄羅斯輪盤卻不自知。
缺乏「安全文化」,是交通事故攀升主因
「交通事故人數上升,有很多複雜的因素,」曾任台北市交警大隊長、新北交通事件裁決處長,現為立委葉毓蘭辦公室智庫執行長呂碧宗說,前交通部長林佳龍為太魯閣事件死49人下台負責,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上升,既沒有檢討原因,從統計結果採取防制措施,也沒有人負起責任。」
事實上,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定政委吳澤成主持交通安全改革會議,今年已三度邀集教育部、內政部、交通部等跨部會進行協商,「我們要求要有明確課責機制,資訊要透明,讓全民共同檢視,」曾與會的葉毓蘭說。
即使如此,今年開春後第一季,才三個月即有777人在馬路上殞落,絲毫沒有減緩跡象,到年底可能再創新高。我們每天都須面對的馬路,為何成為令人畏懼的無聲戰場?台灣人對道路的「安全」警覺性低,未建立安全文化或許是主因。
交通事故發生,「首要是未注意車前狀態,其次是未保持安全距離,」交通安全協會理事長陳宏益說,如果行車距離夠長,駕駛還有反應時間,因為車輛以正常速度,一秒行駛16.67公尺,也就是一眨眼間,跨越紅綠燈,人就路倒傷亡。
根家的悲劇根據事後鑑定,苗栗縣議員楊文昌透露,事發的大南埔外環道,馬路既寬又直,車上載著妻兒的許念主行駛速度過快,可能超車時沒有注意路況,擦撞前方車輛,卻造成自己的車翻覆。
根本的原因是人人都求方便、快速,未意識到安全。《天下》記者來到通往苗栗南庄的大南埔外環道,馬路筆直寬敞、放眼望去看不到盡頭,路面柏油平順齊整,烈日下發出黑色油光。隨著南庄近年觀光熱絡,地方爭取七年得以開通外環道,已是當地人返家和外地遊客到南庄必經之路。
但道路開通後,「村民常常反映,這條路限速五十公里,開車開到快睡著,希望能提高速限,」作為民意代表,楊文昌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會勘,還在作業流程,竟在短短一年內,接連發生五起死亡車禍。
讓楊文昌頓時改變心意,「我在村民大會公開堅持維持速限,」他很痛心返家的路變成死亡之路,「幾次車禍都是速度問題,我還要求警方要多設測速器和警告標誌。」
機車大國,交通法規卻未與時俱進
其次是台灣機車密度全球第一,交通法規和環境卻未與時俱進。翻開交通部數據,去年死亡事故有六成和機車相關,而交通意外,機車所佔比例更達七成八。
「台灣有1400萬輛機車、800萬汽車,卻讓密度最高的機車擠在狹小的慢車道,」陳宏益說,慢車道有臨停、右轉汽車爭道、公車也併行,事故自然就多。
受限為汽車設計的空間規劃,「交通管理模式都沒有為摩托車設計,沒有摩托車車流理論,」張新立坦言,加上政府沒有改善公共運輸,愈往南走可選擇性愈少,駕照管理又很寬鬆,愈來愈多的摩托車就在狹縫中求生存。

張新立曾做過研究,發現國人有三分之一從國中開始騎車,不曾接受正常指導,沒有路權法規觀念,更沒有安全風險概念,「如果先騎機車、再開車,駕駛行為會比直接開車的人不好,沒有耐心、經常閃來閃去,」他說。
先天已經不良,外送大軍加入後更形惡化。「食物外送員從三年前到現在,迅速增加到每天有20萬輛機車在路上跑,」前交通部長賀陳旦語重心長,他們為爭取時間拚快,事故傷亡也急速增加。
部份平台為建立送餐快速又有效率的形象,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籌備主任陳昱安描述,一旦店家備餐較慢或是路上塞車,程式會顯現延遲分鐘數,系統也會發出類似警報聲音,增添外送員的心理壓力,不得不愈騎愈快。
社會開始關注外送員車禍事故,「平台說為外送員著想,若有事故要先回報,但一回報,不管是撞人或被撞,都先停權一個月,」陳昱安說造成沒人敢回報,「一般人騎車通勤一天可能一、兩小時,我們卻要騎十幾個小時,風險自然相對高。」
死亡車禍肇事者負擔成本低,難有嚇阻效果
從交通法規著手施予嚴刑峻罰,雖可能有嚇阻作用,實質效果卻有限。今年母親節前夕,媒體人黃暐瀚的母親凌晨出門,在過馬路時遭一輛疾馳的賓士車撞倒拖行而亡,經警方進行檢測,駕駛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0.4毫克,遠超過法定標準0.15毫克。
雖然從2013年對酒駕加嚴標準,不僅提高罰鍰也加重刑責,致人於死者最高處十年刑責,酒駕隨即呈下降趨勢,從2014年13822件落到去年為8886件,死亡人數也降八成,從534人減少到295人,但罰得再重,仍無法遏阻國人對「安全駕駛」的輕忽。
因為死亡車禍的肇事者個人須負擔成本低,傷者的成本又外部化。「在台灣發生死亡車禍的內在成本,比其他國家還要低,」張新立直指,自從實施汽機車強制責任險,事故死亡者家屬雖可獲理賠補償,肇事者的賠償責任卻也因此降低,加上法院訴訟對車禍致死案,若雙方民事和解,「法官也多判緩刑,只有不到5%的肇事者被送進大牢。」
事實上,要矯正行為,費用是關鍵。賀陳旦認為,因交通事故而衍生的醫療費用都由健保支付,「當你自己不用付這麼多錢,就不會當心,加上汽機車保險費用也不會因發生事故而拉大保費級距,對行為矯正沒有太大約束力。」
交通事故看似歸因個人,卻造成家庭和社會的鉅額損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曾以2010年發生的交通事故死傷推估,耗費成本近4319億元,約佔我國GDP的3.17%,相當於一條高鐵造價,以受傷導致生產力損失最高。
這也意味著,當政府傾全國之力拚經濟,老是在1%至3%的經濟成長率斤斤計較,卻任由馬路殺手磨耗掉生產力,以及原本唾手可得的成長曲線,更不用說2010年死傷總數不到30萬人,不過十年時間已竄升到近50萬人。

背後還有近50萬個家庭所付出的血與淚,那是在數字上無法呈現的真實。
但政府每年投注交通安全的經費卻少之又少。呂碧宗翻遍交通部的預算,一年700多億元,交通安全約佔0.4%,「連零頭都不到,」他忍不住批評,做智慧交通也著重在停車資訊、車牌辨識等,「一切都是為了效率和服務,放在安全的部份乏善可陳。」
改善交安,必須從教育、考照制度下手
要改善交通無非從三E策略著手,包括交通教育(Education)、交通工程(Engineering)及交通執法(Enforcement),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工程可以改善的比例約佔10%,執法約貢獻20%,教育的功效卻可以達到70%。
張新立特別以鄰近的韓國為例,其交通事故死亡率在十年前和台灣相當,每十萬人約14人,當年韓國開始推動全民交通安全教育,由國家訂定標準,強迫小學到高中必學,老師要編教材、受教育,學區附近發生事故則加重處罰肇事者。
韓國更在2011年推出動畫《波力救援小英雄》(Poli),透過具有教育寓意的故事,教導兒童學習正確安全常識與注意事項。經過十年的努力,交通事故死亡率在2019年降到每十萬人6.5人,而台灣同年為12.1人。

交通安全教育不必然只仰賴學校體系,更應從考照制度落實。「我們對安全這件事,沒有內化到行為,」高雄市交通局長張淑娟語重心長,「不論英國或日本考駕照,都是要確認你會是一個合格駕駛人,相形之下,台灣通過駕照實在太容易。」
日本的駕駛訓練強調學科要上滿26小時才得考照,同時要學習駕車禮儀。台灣雖要求上24小時學科、32小時術科,但學科多回家自己讀,未符合上滿三分之二才得報考的規定,以致多對法規和道路規則不夠熟悉。
考照制度應是培養駕駛人的用路基本模式,以及對交通規則的熟悉度,台灣交通安全協會副理事長林志學說,但台灣考照從筆試到路考都是考技術,「尤其考汽機車的場地分開,和現實狀況完全不同,汽車不用擔心機車干擾,機車也不用擔心汽車突然右轉,無法測出用路觀念,更沒有交通禮儀可言。」
台灣要打贏這場交通戰爭,並不容易。不僅需要政府痛定思痛,跨部會擬定政策進行全面救援,為人父母也該思考,要確保孩子每天都能安全回家,或許該從教他們正確過馬路開始。

(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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