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安全,幾乎已是舉世皆知。
從土耳其到台灣發展、曾獲金鐘獎的旅遊節目主持人吳鳳,有次在YT節目《吳鳳接軌》中,街訪來自十個國家的外籍人士,詢問他們「你覺得台灣是個安全的地方嗎?」
結果幾乎一面倒,西班牙人、美國人、比利時人、法國人都盛讚,台灣是他們住過最安全的國家,不論是深夜酒醉或是平日走在街上,都不會受人侵犯;錢包掉了,也總找得回來。
在台灣,比北歐更有安全感
在歷次國際評比中,台灣多被認為是相對安全的國家之一。
「天下幸福生活指數」的人身安全領域,和OECD國家跨國比較,台灣一舉拿下亞軍,在11個領域中表現最好,和先進國家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勝過瑞士、荷蘭、丹麥、瑞典等國家,即使是以安全聞名的日本,也不過排名第16名,韓國則是24名。

人身安全是一個人幸福感的核心要素之一,而犯罪對幸福生活的最大衝擊,在於讓人們覺得脆弱、容易受害。因此讓人民無所畏懼、自由自在地生活,無不成為國家和城市努力的目標。
從指標來看,台灣在「加害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0.5人,成績為第四,而國人的「安全感」更是高居第二名,所謂「安全感」為獨自走夜路感到安全的民眾比率,顯示不論是從客觀數據或是主觀感受,作為「安全的國度」,台灣當之無愧。

台灣為何令人感覺「安全」?事實上,對治安的感受不必然和犯罪率有關。「台灣的犯罪率確實下降,民眾也覺得安全,但兩者並沒有直接關係,」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黃蘭媖說,一般人並不會注意犯罪率有無下降。
但個人風險認知,和對政府的信心程度有關。「人民若相信政府的執政能力,信任感自然提升,」黃蘭媖說,包括中央到地方治理的應變能力、執法能力,乃至於基層社區組織和民眾所關心事務是否及時解決,如社區飆車、亂丟垃圾等看似小事,卻直接影響生活,「所幸這些失序指標,社區派出所都處理得很好,」她說。
其次是「獨自走夜路」是否安全,反映每個人對居住地的觀察和感受,也呈現出居住地點的基層治理狀況,以及人與人的關係。
警察變厲害,靠科技打擊犯罪更有力
「當治安不好,大家都不敢出門,」前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系主任、現任立委葉毓蘭說,從歷次調查會發現,當問及台灣治安好不好?可能都說不夠好,但若問深夜敢不敢從捷運站走回家,或是去住家附近的超商?超過八成都說敢,「因為問普遍性,容易受媒體報導最近案件印象影響,但問到個人相關的感受最直接。」
另一方面,近年大量運用科技打擊犯罪,也讓民眾較有信心。從無所不在的監視器,到無人機、MPolice(警用行動載具)、車辨系統等等,「用高科技確實有助於警察形象,散發出警察無所不能的訊息,」黃蘭媖的印象很深刻。多次深入監獄訪談受刑人,「他們說現在警察愈來愈厲害,」她回憶,「警察都有辦法知道他們的行蹤,不論是靠監視器、監聽或是手機追蹤。」

三月發生在三重的銀樓搶案,讓主嫌也是強盜集團祖師爺輩的陳清課栽了大跟斗。負責偵辦的三重分局偵查隊長鄭偉豪說,監視器覆蓋率和清晰度讓警方在第一時間調到涉案車輛車號,透過資訊共享將訊息貼到群組,各分局隨即以車辨系統搜車,同時和國道公路警察、高鐵和台鐵警察、高雄仁武分局警力串聯,案發後不到24小時,在花蓮火車站將他逮捕。
擔任警察超過24年,始終在第一線的鄭偉豪不諱言,科技設備節省警方人力,但還是要人與電腦完美結合,透過人的介入並善用資訊,提供正確偵辦方向,「科技,彌補我們和罪犯的距離,關鍵還是要有很強的團隊。」
治安雖好,台灣最落後現象:馬路如虎口
但公共安全,除了治安,還有道安,缺乏任一項都令人不安。在台灣,雖然走在路上無須擔心暴力犯罪和搶劫,女性深夜外出也不用害怕,但馬路卻是最真實的「虎口」。
日本媒體曾三番兩次對國民發出警告,指台灣雖安全,但有三種特有的危險情境,其中之一即是馬路如虎口,日本少見的跨線超車、狂按喇叭、龜速或超速行駛,在台灣都是家常便飯。
2017年,《西日本新聞》台北支局長中川博之在深夜穿越馬路時,不慎遭計程車撞上而傷重不治。日本作家、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寫了篇文章,指「台灣的道路狀況,簡直跟戰場無異」。
「台灣的社會倫理、尊重生命以及人權觀念都相當進步,但是很遺憾地,唯獨交通問題似乎還殘留著社會病理和落後現象,」他寫道。

然而,他的逆耳忠言,對台灣沒有起到警醒作用。
三年後,2020年的台灣,每一天有八至九個爸爸、媽媽或孩子跟平常一樣出門,從此回不了家,另有1320人在馬路上因自己或他人不慎,非死即傷。算一算,國家社會在一年間付出三千條生命的代價,還有超過48萬人或是躺進醫院、或被迫暫時停止工作甚或人生,創近12年新高峰。
相較於新冠疫情延燒一年半,台灣死亡人數逾300人引起的全面恐慌,「我不理解,因交通事故喪生人數是疫情的十倍左右,卻沒人關心,」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感慨,我們既不注重自己的安全,也不注重別人的安全。
或許是時候,台灣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文化。即使已經從交通大學退休、曾任管理學院院長的張新立,仍經常在台北、新竹間奔走,倡導「安全文化」。
改善交安,七成和教育有關
要改善交通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外科手術」階段,發生車禍後進行事故鑑定,解決車禍本身;第二階段就是將過去發生的事故整理出共同趨勢,找出可能發生原因,「跟內科醫師一樣,根據臨床經驗開處方,但無從預防,」張新立說,到第三階段即是找出病因,也就是目前全世界都在推動,「須從文化根源著手,包括國人對交通安全的價值觀、態度和作為,都要重新扎根。」
要改善交通,七成和教育有關,其次是工程和執法,「這不僅是安全管理系統,也是體制問題,更是文化問題,以及我們如何看這事情,」張新立主張,交通安全觀念要從小累積,從走路教起,「教學要引起動機、影響認知以及實踐,而不是只是宣導。」
但他推動多年,卻發現常遭老師反彈,擔心會增加教學負擔。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從一四年開發教案、培養志工「小黃帽」進入學校授課,至今推展到13所小學,卻遠遠跟不上在車輪下犧牲生命的速度。「交通教育一定要落實,我們不能每天賭命盤,覺得壞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林月琴的語氣更多是不捨,因為每一次的事故,就可能毀掉一個家庭。

治安,或許可以靠政府、社區、警察、科技。「現在的科技運用,從監視器到無人機等,對實體犯罪發揮功效,但未來的挑戰是在虛擬空間,」黃蘭媖認為,要善用科技又不侵犯人權,政府在通過「科技偵查法」前應經過縝密的法案影響評估,了解可能造成的衝擊,在效益和成本間取得平衡。
道安,卻絕對須從人人自身做起。若想讓台灣成為作家葉石濤筆下:「一個適合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活的地方」,先決條件絕對是讓人安心而無所畏懼。(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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