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已經很民主了，為何鄭麗君還要推「再民主化」？

 若說民主是她一直以來追尋的課題，不如說是對自由的想望。

「如果回想過去30年，我在在追求什麼？」曾有一次，鄭麗君返回母校北一女，對著滿堂青春臉龐自問自答，「年輕的時候，我希望有做自己的自由，開展職涯後希望有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由。但從政後，我深刻感受到，參與公共事務是為他人追求自由。」

唯有參與改變，社會才可能更民主，對每個人給予更多支持，才有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由，「這就是民主的真諦，」鄭麗君說。

對理念的堅持，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對鄭麗君既是推力、也是拉力。

「她有想法、很認真，但也相當固執、不退讓，」前立委、國民黨副秘書長柯志恩回憶，在質詢時常常出現「雙軌並行」，在備詢台上總會堅持把話說完，形成和立委搶話講的場面，「雖然邏輯脈絡清晰，但在協調時也常會堅持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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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諱言，也因為她的固執、不退讓，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在意見交流的場合，常和鄭部長有些切磋，沒有發言時，大家坐在一起也會交換意見，」曾經和鄭麗君共事，前交通部長賀陳旦說，「感覺對很多事情的想法都算有共識。」

鄭麗君在卸任後即找上賀陳旦，邀請他擔任青平台基金會的顧問。

如今參與永續民主計劃的百人名單，開出來都是一時俊傑，「麗君的雄心很大，有非常崇高的理念想要實踐，」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指出，她想要做扎根的公民深化運動，「我們都是受到感召才加入。」

外表看似溫柔，骨子裡卻是強悍、桀驁，這樣的鄭麗君不論參選或不參選台北市長，都執意走在同一條道路上，關鍵在於有多少人願意與她同行。以下為採訪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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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何要推動「永續民主」？永續民主的概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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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們野百合學運世代參與學運，30年來見證台灣從民主化以來劇烈的轉型，我愈參與愈體悟，民主化意味著打破威權、追求自由民主的國家，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每個人都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更重要是看往未來，要前瞻台灣的下一步，或是看往年輕人的未來，這個民主社會是不是能夠給每個人希望，給予更強大的支持，讓他做一個自由的民主人，可以追求生命的理想。

我這次回任青平台基金會，不斷自問：如果我們跟年輕人一起往前看一步的話，那會是什麼？我給自己的答案是，要用「永續民主」的視野來看這件事，也就是追求一個共好社會、希望社會，讓民主社會的運作以及社會發展本身是永續的。

什麼是「永續」？永續是現在的發展不能以減損下一代為代價，甚至要增進下一代的福祉跟機會，也就是未來要比現在好，不是只有少數人好，還要大多數人有機會、有希望，所以是共好社會。當然我也知道不可能每個人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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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灣民主化多年，你擔任過立委、也曾在部會服務，對政府治理有什麼樣的反省？

答：台灣從2000年到現在，包括挑戰2008、愛台12項建設等等，都出現幾個盲點。

第一是採歸納法，第二是藏寶圖。我們的治理模式常常是看眼前問題，從現有的路徑選一條，卻缺乏願景想像、以終為始。

第三是冰山迷思。北歐社會創新能量很強，大家沒看到冰山下面的底盤夠大，才會有上面拔尖的冰山，其實下面的基礎工程很重要，必須要扎實地做很多看不見的扎根工作，由下而上做起，而不是只是訂製「獨角獸」。

這其中包括治理的哲學、思維和方法論都需要重新反思，既然我們是民主國家，不能只談政府政策模式和政府治理，更要有民主治理的視野，透過治理過程，大家一起合作。

以能源問題來說，我們比較少談能源治理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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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很誠實地說，在總統宣佈2050零碳目標之前，國家的目標是2025非核家園，但沒有一個國家的目標是核電廠到期那一年不要核能，其他選項雖然都有在做，但並沒有形成國家與社會願景、想像。

在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下，應該做能源組合的改變、增加綠電，這其實是減煤、減碳、減排的過程，政府雖然已經啟動低碳轉型，但並沒有完整宣示，或是邀請社會大眾共同思考。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低碳社會，不會只是能源組合的改變，而是要一整套從輸配電體系、電業到能源輸送模式、能源服務模式、綠色城市、消費型態、建築、交通等，從社會低碳化到全面低碳社會，才有驅動創新的可能。

今日台灣，為何要「再民主」？

問：你曾提到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促進社會對話，啟動台灣社會新一波「再民主化」的政治運動。台灣民主走到今天，為何需要「再民主化」？

答：以永續民主的視野，回顧台灣的經濟成長，我們都會同意說，台灣是一個出口製造導向的國家，尤其是ICT產業，在全球供應鏈的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有幾個隱憂。第一，我們大部份表現不錯的是在ICT跟工業部門，台灣去年GDP年成長8000億元，台積電淨貢獻2000億元，大約是四分之一，一方面慶幸我們有護國神山，但反過來看，我們只有護國神山，這是很大的隱憂。

其次是最近20年，雖然GDP和平均薪資都有成長，但是平均薪資以下的人數在增加，平均薪資和中位數距離在拉大，受雇人員的報酬佔GDP比例比90年代還低，所得不均化加上房價漲、教育反重分配、照顧體系也在催生中，不論是人或家庭在民主化後，受到社會的支持相對是有限的，投入在自己和下一代的力氣也相對弱。

近年大家不斷談台灣要從投資驅動、知識經濟，走向創新驅動時，會發現因為過去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人的軟實力成長受到很大限制。也因此，我認為必須要更深一層去想像，用永續觀去反思過去、用永續觀去看未來。

在這樣的前提下，現在的體制需要相當大程度的轉型，我們需要以民主治理的想像去改變它，也就是透過溝通、協調、開放、透明等原則進行政治討論、形成共識、願景以及政策行動。

我始終相信，民主需要練習、學習，尤其台灣是一個民主新興國家，需要政府、產業、地方、社會，大家都往這樣的方向轉化，往新的協商、合作的政治文化去努力。

我們才會說，這是一個「再民主化運動」。

問：你想要推動的是什麼樣的未來？這樣的未來是「理想」或是有實踐的可能？

答：在我的想像中，首要是人的軟實力要能被聚焦發展。但人的軟實力要發展，一個社會的支持體系非常重要，從教育、居住到照顧等等都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公共支持體系，讓人能安心投資自己和下一代，我把它稱為「社會暖實力」，溫暖的實力，要先有社會暖實力，才會有個人軟實力。

也就是說，個人軟實力不能只是單打獨鬥，以前可能認為這是個人的事，可是它是一整個社會的事，要先有社會基礎、社會條件。

例如北歐社會，即是因為有壯大的社會支持體系，人跟家庭可以安心地發展個人軟實力，經濟才能走向創新驅動。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永續民主的概念，重新思考經濟成長、社會支持體系，最終是支持人，讓人的軟實力能夠提升。

我們可以走向創新型的社會，但這個社會的創新力量，是文化力、社會力、經濟力、知識力等等，empower（賦權）社會帶動創新驅動，台灣才能擺脫這20年來不自由的狀態。

具體怎麼做，需要進行社會對話。

其實我們面對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為什麼很難做，我覺得現在面對的困境是，台灣的政黨政治競爭激烈，在數位化浪潮下，民主政治思辨的空間愈來愈小，每屆政府都要快速回應民意，尋求最短的路徑，或是最有感的政策。

我在文化部時，最怕聽到要做有感亮點，因為治理不是做亮點，以致沒有機會思考結構性的問題，用比較長期的視野去思考如何透過治理進行系統性轉化，跟結構性的改革。

問：台灣政黨競爭激烈，對國家的未來和社會的想像也各自不同，若執政黨和在野黨無法對話，要如何達成永續民主的治理願景？

答：在這樣的困境中，我為什麼會有一點信心，覺得可以改變，走向不一樣的民主運作，是因為過去在文化部4年的經驗。

我舉一個例子，有人說我是立最多法案的部長，我們通過文化基本法等六部法，沒有一條在立法院動用多數表決權。我會重視不同政黨、不同委員意見，一個一個去溝通、說服。

4年之中，跟產業界、藝文界，從中央到地方、跨黨派討論，讓我更確信，在基本的核心價值、共同目標底下，大家可以合作，也讓我對產生新的民主治理思維更有信心，我們可以透過合作，轉動這個體系，包含政府內部治理的模式。

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形塑，要實現對民主社會的期待和想像，唯有透過參與和溝通、合作，進一步共享目標，導入對治理的想像，建立新的政治文化，轉型才會成功。

政黨政治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一部份，但民主社會的基底是公共性，追求共善、共好。

除個人追求權益，更可貴的是為他人追求權益，還有為下一代思考利益，不能減損，甚至要創造希望與未來。（責任編輯：陳郁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