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鄭麗君約在台北巷弄裡一間百年老屋改建的咖啡館。長年茹素的她一襲白衣，一見面就對《親子天下》表達兩個感謝，一是出版《小行星幼兒誌》，她7歲的兒子愛不釋手；二是提供「選校平台」，成為她替孩子選擇學校的重要參考。
今年51歲的鄭麗君，自稱是「一頭栽進覺得很有熱情的事情，就忘了回頭」的工作狂。原本沒打算走入婚姻的她，41歲結婚，44歲意外懷孕，從此「心裡多了一份扎扎實實的掛心」。責任感讓她在孩子還沒滿月時就重返職場（時任立法委員），接著又擔任4年文化部長，但「陪伴孩子、學習親職角色的渴望」愈來愈強，鄭麗君終於在今年蔡政府連任後，毅然決定回歸家庭。
談起卸任4個月的專心陪伴，簡單的日常就讓她很滿足。她確定陪伴孩子不在時間的「量」，而在彼此生命的參與，體悟到孩子有信任和安定的力量，會自己成長，「心裡有種踏實感，」鄭麗君笑著說，也認真學習父母這門「不斷追趕孩子成長」的功課。
理性、優雅、情感內斂的鄭麗君，曾經是叛逆的學運之花。大學時從熱門的土木系轉哲學系；為抗議萬年國代參與修憲，她曾發起絕食運動；學了3個月的法文就「憨膽」去法國留學，因為那是現代思潮的起源，還有她喜歡的法國電影，「若哲學念不下去還可以轉電影系」；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心繫台灣，又立刻中斷博士論文返台和大家「禍福與共」。
進入政治圈近20年，鄭麗君並沒有把自己裁剪打磨成政壇需要的樣子。她總是強調對話、認真傾聽，想得遠、想得深。就任文化部長前，她就期許自己做看不見的事，打下文化治理的地基。任內爭取到最多文化預算（約兩百億，超過總預算1％），通過最多法案，最重要的是通過討論了22年的《文化基本法》。
「她沒有身段，而且保有理想，哲學在她性格裡，讓她對權力沒有眷戀，」曾經同時從台大土木系轉哲學系的同學、前台北藝術節策展人耿一偉遠遠的觀察。鄭麗君在跟她同一個政治理念圈中幾乎零負評，2019年初原本要隨賴清德內閣總辭，卻因1500位藝文人自主連署「文化向前走、部長不要走」而留任，創下台灣文化界先例。
今年8月TFT（為台灣而教）舉辦特展，創辦人劉安婷邀請鄭麗君、TFT老師座談，吸引近百位聽眾。近2小時的討論過程，讓劉安婷印象深刻的是鄭麗君的真誠，「她相信的和所做的一致。她優雅的擇善固執，溫柔而堅定的姿態，我期待自己也能成為那樣的人，」劉安婷說。
卸任的鄭麗君念茲在茲的是台灣的下一步。她相信台灣已經到了一個典範轉移的時刻，「未來的社會，對生活的想像力才是超能力」。不只是擁有數位能力，台灣需要一個新的社會願景和民主治理，才能用軟實力展現。她依然用行動在實踐她的信仰。
Q：兒子今年上小一，身為小一新生家長，心情如何？
A：回家4個月，老實說，孩子開學前兩天我有點小失眠，以前去立法院備詢都沒失眠過，擔心他不喜歡上學。但第一天過後我就放心了。學校有相當充足的戶外空間和活動時間，他適應得不錯，我心裡踏實很多。
這4個月我讓他安心做一個孩子，在大自然裡野放他。在台北市的公園或近郊，找到可以爬的榕樹，樹下有泥土，有可以撿的樹枝，沒那麼多人工設施，跟朋友的孩子們一起盡情玩。孩子在大自然中會建立安全感和自信，我跟他約好一個視線範圍，以前我會窮追和當大聲婆，但放手讓他玩，發現他有自己回來的能力。
建立生活的規範，讓他早睡早起，聽起來很基本，但規律的生活培養他自律，我也帶他一起做家事，從規範中建立意志力。我體會到幼兒的身體、心理和大腦是一起發展的，不是透過玩具，而是透過父母給他單純、穩定、規律的環境。這個發現對我很重大，讓我有一種踏實感。
這孩子自己來找我們，我生他時44歲，我先生59歲，加起來已超過100歲，因此他本就有旺盛生命力。他出生後還沒滿月，我就回立法院工作，這次能專心去體會這個親職角色，知道接下來該如何理解、如何幫助他。更堅信，人的生命是只要給他支持和好環境，他自己會爭取長大，去發展自己的生命力。
如果問我是一個怎樣的媽媽，我會說，我是一個學習中的媽媽。孩子每個階段都不一樣，你以為找到方法幫助他成長，他又改變了，又挑戰下一個階段的發展。每個階段的媽媽都在追趕孩子的成長。我滿高興有這段時間能專心學習。
Q：你觀察兒子現在的教育環境，和自己當年經歷的有何不同？
A：我們父母那一代相對辛苦，那時台灣經濟正在成長，但他們的善良，勞動中的父母就是很好的身教，形成我很重要的價值觀。
我們那年代的學校教育強調考試、破碎化的知識、教育體系很封閉。我在北一女時期開始用叛逆來反抗，我是班長，拿著點名簿翹課去打籃球，自己去讀哲學，因為沒有討論對象。高二被迫分組，我填到掉眼淚。國中時喜歡歷史和理化，高中就把大學物理教科書拿來看，還先看了微積分，我想當物理學家，又喜歡哲學。後來選擇了理組，因為我想科學實驗需要老師指導，但文史哲可以自己看。選理組也是為了逃避死背文史教育。
大學聯考三民主義考太差，沒考上物理系，進了土木系就決定轉哲學系。我花很長時間自我追尋，走了一段辛苦的路。大學時和鄭文燦、林佳龍、范雲都是社團好朋友，參與學運、社運，在社團成長相對多，發現自己對人和社會改造、追求不一樣的社會很有熱情。社團參與感受到能動性，每個人的參與一點一滴可以匯流產生理想的改變。
台灣從九○年代起有教改，至今我不會說完全沒有成果，小學教育適性學習已經改變很多，教育思維百花齊放，開展實驗教育，有很大改善。但綜觀30年，教育系統要由下而上轉型，需要有更宏觀的視野。
勞動的父母，是最好的身教
Q：有哪些關鍵事件影響你的人生？
A：高中時期一個很關鍵的時刻是，有一天學校提早下課，說是有暴民要抗議，我好奇的去看看，後來才知道那是「五一九綠色行動」。我發現教育根本沒有讓我認識台灣，那時正在讀卡謬的《異鄉人》，覺得自己好像是故鄉的異鄉人，從那一刻起，我很急迫的想了解台灣的一切。
第二個時刻是去法國留學時，無法割捨對台灣的感情，組織台灣同學會發動很多行動。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我們遊行抗議，法國同學問：你為何這麼關心台灣？法國已是老牌民主國家，他們來不及參與，但我們正在參與台灣民主的形成，那一刻我發現我的參與是可以改變故鄉的。從他者的眼光、世界的視野，知道我為何是台灣人。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大斷電，第一時間跟台灣失聯，當下浮現4個字—禍福與共，那時我還在寫博士論文，就用最快的速度回台灣，跟家人朋友禍福與共。
2000年回來邊寫論文邊工作。同年政黨輪替，林佳龍找我成立台灣智庫，一頭栽進我覺得很有熱情的事情，忘了回頭，論文就擱在一邊，一直到現在。我自己解嘲說，我現在是用行動寫博士論文。
Q：若再度有機會立法或制定政策，你會如何幫助台灣的父母？
A：我認為親職不分性別，過去6年我先生當奶爸，盡到爸爸的角色。我選擇此時回家並不是基於愧疚，或是因為我先生希望我回家，而是我很渴望更多陪伴、理解孩子，有機會去體會、去學習親職這個角色。是我自己的選擇。我選一個更長的路線去實踐理想，我都跟朋友說：「放心，鄭麗君不會放棄理想。」
我當立委時推動《性平法》修法，替勞工爸爸爭取到和公務員一樣的陪產假；我也曾經去fighting，去追求不同性別平權。我們的社會要支持每個家庭，讓家長有更多選擇的自由。擁有選擇自由度比如何選擇更重要。
台灣已經發展到一定要升級轉型的分水嶺。全球化時代，台灣需要每個孩子充分發展，帶動台灣軟實力。尤其少子女化更要加強投資每一個孩子。但這份投資並不是父母單打獨鬥可以完成。國家要投資在社會支持體系，擴大到教育、居住、醫療、照顧、減輕家庭負擔，家庭就自然可以投資自己和下一代。我們經濟發展要回過頭來，社會發展出「暖」實力，才能支持個人「軟」實力培育。
Q：你期許台灣下一代站在世界舞台時，該具備怎樣的文化軟實力？
A：過去四年在文化部，我告訴自己要做眼睛看不見的事，突破硬體思維。把該立的法立起來，建立法治基礎；倡議「部部是文化部」，建立起行政治理體系；翻轉文化預算軟硬體的比例，並讓總數成長。
我覺得台灣到了典範轉移的時代，我們需要下一個階段的公共治理模式，以社會永續為核心價值，以人和社會為主體，需要跨一大步系統轉換，才能讓人的軟實力潛力爆發。
這次防疫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潛能，民主化之外，也看到台灣治理成功的經驗。防疫成功，因為我們有《傳染病防治法》，有法治基礎；有強大公衛體系，背後有健保制度（還須調整）；我們的公民科技防疫，除了數位能力，公民兩字更重要。
國際社會已經看到台灣軟實力，下一階段是台灣走出去跟國際交朋友。人才、語言不是全部，還要有視野、企圖心，要用世界來看台灣，就可以找到台灣的角色。所有國家產業創新來自對生活的想像，過去我們是服務他國人民，只在產業供應鏈的想像，但台灣的生活想像已經和世界同步了。台灣的教育模式、創新體系、新科技發展、能源使用方法、城市的生活方式要跟上。在未來社會，想像力才是超能力，不是擁有數位能力而已，才會有產業創新的動能。
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那一步就是公共治理，從對話開始，有法律、行政組織、預算、治理，更民主的方式。我覺得台灣很有機會。
小檔案｜鄭麗君
1969年生於台北。台大哲學系畢、法國第十大學哲學博士班就讀。曾任台灣智庫主任、青輔會主委、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文化部長。2010年與電子業老闆沈學榮結婚，育有一子。
（本文轉載自「親子天下」）
